临近初冬，豫东的阳光仍然傲娇。在项城市秣陵镇东街小学校园，张恩岭站在张伯驹故居——一座孤零零的老式灰瓦房的门前，感叹不已：要是再改善一下周边环境，建个纪念馆，人们来参观时就会增加很多兴致。但是，张恩岭也承认，能在一个小学的校园里保留这三间小楼，已经很不容易了。身为张伯驹的外甥，他虽然为研究张伯驹耗尽了将近40年的光阴，但也就是最近二十几年，张伯驹才走进了更多中国人的视野。

蹉跎岁月，张伯驹曾经“令人苦恼”

在项城市张伯驹公园正中间的工地门前，当张恩岭说自己是张伯驹的外甥，想进去看看正在兴建的张伯驹纪念馆，门卫非常惊喜地领他进门。但是，在47年前，张恩岭差一点跨进大学校门的那一刻，张伯驹却没有给张恩岭带来福音。

1973年是一个很特殊的年份，突然又让“考”大学了，很多“老三届”把尘封多年的课本扒拉出来，积极应考，张恩岭是其中之一。得益于高中时的好好学习，他的成绩不错，南方一所大学准备录取他。就在这时，“政审”人员说，张恩岭竟然有这么复杂的社会关系——和清末袁世凯派系的张镇芳有着亲属关系。他们特别严肃地指出：民国年间名气很大的张伯驹、反右斗争中有名的右派（虽然当时已经摘帽）是你的堂舅，你不适合做“工农兵学员”。

再见了，亲爱的大学。张恩岭的这个堂舅很“令人苦恼”，但同时，张恩岭也隐隐感觉到，他这个堂舅不简单。

认识堂舅，张伯驹其实很“厉害”

对一个被张伯驹“撞过腰”的人来说，张恩岭与张伯驹的缘分远远没有结束。

“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张恩岭如愿以偿进入周口师范学院中文系（当时叫周口师专中文班）学习。巧合的是，毕业后他被分到了史志办。再巧合一点，1983年初，就在张伯驹刚刚去世不久，张恩岭接到了任务：为张伯驹写一篇传略。

翻阅资料，走亲访友，张恩岭慢慢发现，自己家的堂舅还真“厉害”。玩收藏，都是国宝级的，但只为留存，不为敛财，无私捐献；喜欢京剧，酷爱丹青，纯粹爱好，不问名利；写诗作词，有感而发，咏物言情，堪称大家。写一篇短短的传略，不过千把字，对张恩岭来说不算难事，但却重塑了张恩岭对堂舅的认识：在民国、在新中国，这个人都是或者说曾经是一颗亮晶晶的星。

1983年冬天，一个凄冷的日子，张恩岭站在办公室的火炉前，他意识到，这个堂舅绝不仅仅是自己的堂舅，他的精彩与困厄，与中华民族同步。告诉世人一个真正的张伯驹，是对文化的坚守，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正在复兴的中华民族的必需。

从此，追寻张伯驹，成为张恩岭生命的构成。这一年，他32岁。

忍得寂寞，六部专著追寻张伯驹

张恩岭的书房很小，仅仅容下一人活动。在这个小地方，抬眼望去，全是书，看不到其他。除去这间斗室，十平方米的地下室也被他改造成书房，隔离喧嚣，在那里写书更安静些，开始的两本书都是在那里写成的。但不好的是，地下室蚊子猖獗，有时要用被单裹住身子、穿上高筒胶鞋，才能抵御它们的袭击。

作为“文革”后中文系毕业的史志工作者，张恩岭信奉真实、喜欢考究、注重写作技法。自从他的《张伯驹传略》发表后，他开始大量搜集有关张伯驹的资料，只要与张伯驹有关的书籍、文章，他几乎全部囊括手中，即使无法收为己有，也会想法借阅、摘抄。同时，充分利用工作之便，写下大量史学研究文章借以练手。

十几年的时间里，张恩岭采访了许多与张伯驹交往过的专家学者，如周汝昌、周笃文、张牧石、欧阳中石、王世襄、冯其庸等人。那些年，他沿着张伯驹的足迹，在北京、天津、石家庄、南京等地不停追寻。

中国第一、第二历史档案馆里留下了他的足迹。

在北京的小巷子里，顶着寒风，他在等待着大师接见时间的到来。

在天安门广场的椅子上，他随时写下采访实录。

通过查号台，几经周折找到王世襄……

他的淳朴与执着，打动了中国的大师级人物，欧阳中石为他题写书名，王世襄告诉他许多鲜为人知的张伯驹旧事，冯其庸为他的新书写《旷世奇人张伯驹》序言（长达1500余字，基本上是一篇论文）。经年累月不停的积淀，一个真实、生动、饱满的张伯驹，慢慢出现在他的眼前。厚积而薄发，从2008年开始，张恩岭以《张伯驹先生追思集》为先，陆续出版了《张伯驹传》《张伯驹词传》《张伯驹词说》《张伯驹十五讲》《张伯驹联语与诗钟集注》等专著，向国人系统介绍了一名文化巨人。同时，也奠定了自己在张伯驹研究领域的一席之地。

注重史实，让世人了解真正的张伯驹

在张恩岭之前，也有多人写过张伯驹，但出版界专家认为，“多有理想化和想象化的成分”，有很多重大事件则为“传奇”或“传说”。而张恩岭的书“用心追求真实”，因其真，固其信，则有感，能给学界和读者、今人和后人一些厚重的记忆和入心的启迪。

2018年，是张伯驹先生诞辰120周年。为此，河南人民出版社将修订后的《张伯驹传》《张伯驹词说》《张伯驹词传》再次出版，同时，张恩岭也成为他们的签约作家。此后几年里，张恩岭的张伯驹专著，有了定点出版单位。2018年至今，河南人民出版社已陆续出版了张恩岭5部专著。

如果一个人对这个国家和民族确有价值，历史不会遗忘他，这是张恩岭从事张伯驹研究的心得。比如在项城，2019年，修建了张伯驹公园。2020年，在公园正中，开始修建张伯驹纪念馆。2020年9月，周口师范学院成立了张伯驹研究中心，为全国首家，张恩岭被特聘为专职研究员。

在项城张伯驹公园前，看着满园秋景，张恩岭思绪万千，张伯驹成了项城的名片、周口的名片。可见，张伯驹就是张伯驹，他不惜举自己全部财力购得古代书画国宝，如陆机《平复帖》卷、展子虔《游春图》卷、李白《上阳台帖》及杜牧《张好好诗》卷等，但建国后又将这些珍品和100余件书画文物捐献或转让给国家。“予所收蓄，永存吾土”就是张伯驹的心愿，中国古代文人的“穷达”之变，在他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人民日报》曾于2018年4月发文评价张伯驹为“百代高标，千秋丛碧”。

但张伯驹研究可以终止了吗？决不。张恩岭认为，历史人物不能符号化，名人也不能标签化。追寻下去，每一个人心中自有结论。明年，张恩岭将达古稀之年，但他的张伯驹研究又要出成果了，估计二三年间，还会有新书面世。

2020年11月27日，全国首届张伯驹学术研讨会将在周口师范学院召开，69岁的张恩岭将在会上说点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