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作为周口市委党校纪检监察干部理论进修班的一名学员，随队到有“红军长征第一村”之称的福建省长汀县南山镇中复村，追寻长征足迹、缅怀革命先烈、学习长征精神。在红军桥上，聆听了有关红军桥的感人故事。

这座红军桥是木梁结构的，外形很像旧时期的房子，它其实就是一座屋桥。红军桥始建于明朝，在红军长征以前是我党和红军宣传革命的重要场所，也是当年长汀县红屋区政府干部公开办公的地方。在桥上，他们为老百姓分田分地，排忧解难，送医送药。也是在这里，当年的红屋区穷苦群众把从牙缝里挤出的口粮，源源不断地运来，让参战的红军战士能吃饱饭，有力气杀敌立功。从那时起，老百姓又把这座桥叫作“红军桥”，一直叫到现在。

红军桥，老百姓也把它叫作“光荣桥”。因为从这座桥上走过了十几万名光荣而又英勇的红军战士，也走出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叶剑英、粟裕、杨成武等共和国开国元勋，以及数百位开国将领。

红军桥当年还是红军扩红时期的征兵处。前桥的四根木柱上分别画有一条征兵时用于丈量身高的红军标线，这条线和带刺刀的枪一样高，青年达到这个高度就可以参加红军了。这是一条生命的等高线，红屋区的热血男儿明知此去凶多吉少，但依然慷慨赴死、绝不回头。

红军桥见证了当年一幕幕“父送子，妻送夫，兄弟争当红军”的感人场景，许多故事到如今仍然感天动地、催人泪下。1929年到1934年，五年多的苏维埃红军时期，从这里参加红军、走上战场的共三千多人，那是当年红屋区总人口一万多人里所有的青年。惨烈的战斗让他们从这里出去几乎没有人能再回来。就是这牺牲的三千多人里面，现在政府追认的在册烈士只有654位，还有两千多人是无名英雄。就是这在册的654位烈士里面，时至今日政府发出去的《烈士证》还不到280本。那是因为很多烈士没有结婚、没有后代，1961年发证的时候，他们的父母亲也不在了，没有亲人为他们领证。

在红军桥上，我们认真聆听了一个叫钟根基的老红军“战时为国尽忠，返乡为生死兄弟尽孝”的感人事迹。当年红军要走时，在红军桥上，开展了长征前的最后一次扩红，当时年纪轻轻的钟根基毅然邀上他的16个发小，报名参加了红军。他们彼此都知道：这一去可能就回不来了。报完名以后，他们在红军桥头跪地发誓：“无论谁活着回来，都要为弟兄们的父母尽孝！”

在漫长而又艰险的长征路上，16个发小先后倒下，唯有钟根基一人活着。1952年，已经是正团级军官的他，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被炸成重伤，在东北后方医院养好伤以后，他坚决要求回家。首长不批，为了回家，他故意触犯军纪。最后，首长知道他回乡心切，留不住他，给他写了介绍信。可是，回来后县里留不下他，乡里他也不去，孤身一人坚持回村里做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他说，他要回来兑现当年的誓言，为不在的兄弟们的父母尽孝。

他从部队回来的时候，正团级的津贴虽然可观，但是要救济很多老人，总是入不敷出。他那16个兄弟，只有5个人被追认为烈士，还有11个人死在哪葬在哪，没人知道。整师整团的人都死了，谁证明谁啊，他们叫失踪红军，家属没有津贴待遇。几十年里，钟根基不仅在物质、经济上倾其所有帮助兄弟们的家庭，而且不论哪个兄弟的父母去世，他二话不说，就去做孝子，扛丧、抬棺材。他心地善良，村里只要有老人过世他就主动帮忙抬丧，久而久之，他成了一名不折不扣的“扛丧子”。在当地人看来，扛丧、抬棺材是最被人看不起、最低贱的工作。但钟根基却毫不在意，他总是说，我能活着尽孝，就是最大的幸福。“扛丧子”的职业，他一干就是30多年。

1994年，在县城“红军光荣院”度过了几年轻松时光的钟根基老人离世前留下了最后、也是唯一的要求。他说：“我死后，请把军功章让我全部带走，因为它们是我兄弟们用命换来的，我要带去还给他们。”老人就这样走了，红军桥的展板上留下的唯一一张戴着志愿军军帽的遗照，还是当地人从火葬场的档案馆里翻拍的。

随后，我们又聆听了当年罗云然老人在红军桥上分两次亲自送六个儿子参军，但是六子无一生还的“六子当兵”感人故事。

红军桥见证的那段红色历史，处处彰显着军民鱼水情深，彰显着当地老百姓对红军的真情大爱，以及不怕牺牲、坚定不移跟着共产党走的革命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