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春，虽然生活清苦，但春风不负人间，吹拂着豫东乡野的每一个角落。村子东头，小河拐了个弯，从东转向南，河水潺潺，唱着欢乐的歌儿，流进了沙河。河坡上，迎春花散漫开着，芬芳着田野上的泥土。

这天，是小伙和姑娘相亲的日子。

小伙是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队员，个子高挺，衣服虽旧，但很干净，一副知识分子模样。美中不足的是，近段时间患了眼疾，一块白色胶布滑稽的遮住了半只眼睛。

姑娘中等身高，扎着一双大辫子，一件红棉袄，为色彩单调的初春田野增添了一抹艳丽。脚上穿着自己缝制的黑棉鞋，鞋面上绣着几朵兰花，一条蓝色围巾遮住了青春的脸。

相亲地点是媒人精心策划的。河东，过一个庄子，是姑娘家；河西，蹚一片田地，是小伙家。

小伙走到姑娘的面前。“我是42年生的，今年22了，我在社教队工作，喜欢文学、文艺……”小伙介绍道，一次没介绍完，还补充一句：“还写得一手好字。”

姑娘没说话，抬头瞥了小伙一眼，又低下了头。

“我们社教工作队可好了，空闲的时候，我们到各个公社演出，我最拿手的就是《白毛女》，有时间了我给你唱一段……”小伙想摆出杨白劳为喜儿扎头绳儿的架势，转念又收回了。

姑娘还是没说话，一只手拨弄着辫子，一只脚踢了踢脚下的泥土块。

“你姐是我们后村的，你姐夫和我哥是朋友，是他俩介绍咱认识的。”

姑娘点了点头，表示认同。

“听说你干活是一把好手，是咱公社的劳动模范，大队还发奖品，一把镰刀是吧！”小伙接着问。

姑娘抬头又瞥了小伙一眼，“噗嗤”笑出声来。

“笑啥，不是吗？”

姑娘摇了摇头，指了指小伙的眼睛。

“噢，这啊，上火了。本来想等好了再见你，俺哥怕等时间长了，就催我来了。没事，几天就好了。”小伙继续寻找话题，姑娘却一直没有说话。

见到哥哥，小伙说：“这姑娘不会是个哑巴吧！为啥不说话？”哥哥瞪了小伙一眼，“啥哑巴？人家说话可利索了，只是见了你不好意思。哪像你，那嘴像卖碎鱼的，叭叭叭。问你，这姑娘咋样？

小伙说：“咋样？只要不是哑巴就行，不过啥样儿没看清，一直遮着脸。”

哥哥说：“等信儿吧。我在她姐家见过，配得上你！”

又是一个明媚的春日。油菜花撒野似的开满田间地头。姑娘的母亲、嫂子和姑娘要见小伙和他的家人，确定亲事了。

就要过河的时候，姑娘变了卦，死活不愿意到小伙家。母亲问：“咋？不同意了？”姑娘摇摇头。“为啥不去？”姑娘说：“你俩去吧，只要你同意，我没有啥意见。我就在这等着，你们吃完饭回来。”

母亲知道女儿的脾气，撇下姑娘，带着大儿媳赶赴约定。

姑娘一个人坐在河边，沐浴着温暖的春风。小河流水清清，水草和流水手挽着手，悠闲地跳舞。姑娘摘下一朵油菜花，扔到水里。油菜花像一叶小舟，牵着河水向南飘去。姑娘索性躺在河坡上的油菜花丛里，咀嚼着茅草根儿，仰望着蓝蓝的天空，畅想着她和小伙的未来……

刚过晌午，母亲、大嫂急匆匆地回来了。跟过来的还有小伙。

“你这人，咋恁怕人啊！人家能吃了你？”小伙埋怨道。一边说，一边将一只鸡腿递给姑娘。这一刻，小伙看清了姑娘的模样。

姑娘瞪了小伙一眼，赌气似的夺过鸡腿，又偷偷瞄了一眼母亲，捂着脸，跑开了。

亲事定下来了。

姑娘和小伙的第三次见面，是一个月后。姑娘说：“看你文质彬彬的样子，干起活来挺像回事呢！”“那是那是，农民出身，哪能不会干活呢！”小伙不解道：“这话从何而来？”姑娘说：“我在你家边看见你干活了，你在磨面，那架式，中！可别多想，我可不是专门去的，我是去俺姐家送东西，顺便路过。”

小伙嘿嘿一笑：“见我干活，为啥不帮个忙？”

姑娘羞涩了：“凭啥帮你？咱们也没有啥关系。不过，我确实想看看你眼睛好没有。”

“好了好了，你看。”

……

一年后，小伙和姑娘结婚了。后来，他们成了我的父亲母亲。父亲后来当了一名老师，和讲台相伴30多年。母亲和父亲一起艰难操持着家，拉扯着我们姐弟4人。母亲在河边油菜花丛中幻想的幸福生活并没有如期而至，更多的日子是清贫的、困苦的。为了住进瓦房，她卖掉一对金手镯，换来十块钱买来水泥瓦；为了让我们有新衣服穿，她每隔一天就带着鸡蛋到集上卖，一分一分攒钱；为了摆脱贫困，她像男人一样拼命干活……

如今，母亲已入土十多年，父亲已是耄耋老人。父亲经常和我们一起回忆往事。太多的往事提起，是心酸，是痛苦，而唯独和母亲相识相恋的这段往事，父亲讲起来还是那么兴奋，仿佛当年的小伙又回来了。我问父亲：“你和我妈生活几十年，您最感谢她什么？”父亲回答：“这世界那么多人，很多人都嫌我穷，嫌我没本事，觉得我是一个穷书生。只有你妈不嫌弃我，不离不弃跟着我受了一辈子的苦。这世上那么多人，我最想的，只有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