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劳动
1974年春，学校为积极响应国家“学朝农，迈大步”的号召，在搬口公社王新村大队（李楼村）西黄沙茅草地上创办一所农场（地区行署从淮阳搬口“五七”园艺场划拨黄河故道一部分土地），并设置两个专业常年在此办班。1978年12月，学校农场移交地区林业局管理。屈指算来，淮师农场只办了4年有余，而我，却在这里待了整整2年。
农场开办以后，学校为解决老师家庭困难，就安排了部分教工子女到农场当农工。因为我父亲郭杰三是学校老教师，又被派到农场工作，所以，1975年8月，我到农场当了一名农工。当时，农场已有工友十几人，大多是老师、教工的亲属，其中，驾驶拖拉机的小杜是郑场长的亲戚；负责耕田耙地的小曲，是离农场最近的李楼村人；仓库保管员小王、猪圈饲养员小陈、菜园管理员老贾、卫生所李医生、马车大把式老彭、杂工焦哥分别来自扶沟、郸城、西华和淮阳。场长老郑，淮阳人，部队转业，四十多岁，中等身材，背微弓，脸黝黑，性格直，嗓门大，勤于管理，能与师生打成一片。
农场占地740亩，大致分为南北两部分，以东西向的洼冲沟为界。洼冲沟以北是教学、生活区，包括教工宿舍、教室、操场、食堂、水塔和一个猪圈。农场条件很差，经常断电，操场上只有两个篮球架，其他设施一概没有，学生寝室全是大通铺，师生用水全靠水塔供应。
新学年开学，学校就把农基专业、数学专业两个班的学生搬到农场上课。说是上课，实际上有一半时间在田间翻淤压沙，改良土壤，收种庄稼。城内本部其他专业的学生，每年也要轮换着到农场劳动一个月。在农场劳动异常艰辛，尤其赶上风沙和严寒，更是苦不堪言，但师生不叫苦不叫累，不向困难低头，干起活来仍是争先恐后，热火朝天。
洼冲沟是典型的干湿两季，夏秋有水，冬春枯竭。春天，我偶尔在沟北坡挖一小坑，支一小锅，用清水煮面条，撒点盐，捏一点荆芥，放一点猪油，煮好的面条顺溜光滑，香气扑鼻。
猪圈里的猪不多，有十头左右，都是长白猪，毛下透着红润，很健美。印象最深的是一头种猪，膘肥体壮，煞是威猛。饲养员小陈对这头种猪青眼有加，每次喂食都会另加饲料——炒制的小黄豆。小陈一米八左右，圆脸、平头，印堂发亮，身体强壮，走路略显外八，学生送“猪官”之雅号。有几人私下议论：“猪官”肯定偷吃了饲料，要不怎么会油光满面、肥头大耳？羡慕嫉妒之心溢于言表。
洼冲沟以南面积较大，又以一条南北路分为东西两部分。路东是一望无际的庄稼地，北面种玉米、大豆等，南面是花生。因土质沙化，花生生长茂盛，其他庄稼略显萎靡。1976年，领导派我看护花生，为此，我专门到体育器材室借了一杆标枪，并在花生地东南角搭一草庵，日夜守护。花生地有一二百亩，一眼望不到边，秧苗郁郁葱葱，铺满大地，月色下像无边无际的墨绿色地毯。我躺在地上，仰望星空，浮想联翩，漫幻出“天当被地当床，我与大地共枕眠”的情愫。因为我的存在，村民不敢光顾，但他们的猪、羊还是不断骚扰。只要有动物出现，我就拿着标枪四处奔跑驱赶，我是既劳累又快乐着……花生收割完毕，老师、工友、学生和村民就会奔赴花生地捡拾遗漏的落花生。这一年，我用小抓钩捡了两纸箱花生，晒干后带回老家贴补家用，家人也幸福了好一阵儿。
路西有菜园、晒谷场、农具棚、拖拉机棚、马车棚和马棚。还有骏马七八匹，驴一头，马车一架，农具若干和胶轮拖拉机一台。往返县城本部和农场的各种学习、生活物资，包括本部的学生到农场劳动，都是靠马车和拖拉机运送。赶马车的彭师傅，还负责喂养马匹和毛驴。毛驴的任务是不停地围着一口井转圈拉水车，为菜地浇水。菜园十亩左右，种的茄子、豆角、萝卜、辣椒、白菜、黄瓜、荆芥等，收获的菜，基本上能满足师生的伙食需求。有些菜季节性强，生长快，产量大，师生吃不完，还要拉到集市上去卖。
记得1976年3月下旬的一天，老贾大爷安排我和焦哥到周口卖韭菜。吃过早饭，我俩装满架子车，带一杆小秤，吹着口哨一路西行。走到现在的体育中心附近，爬上河堤，一直向西，行程近两个小时，终于找到了通往沙河南岸的老洋桥（这座桥原来是铁桥，位于现在的沙河地标小铁牛处），过桥后顺中州大道南下，到了剪股街（俗称裤裆街）南头，才找到集市。
因初次卖菜，没经验，又怯生，不敢吆喝，只有眼巴巴地瞅着来往行人。过了许久，才有一位女同志问：“你们的韭菜卖不卖？多少钱一斤？”我俩抢着回答：“卖，五分钱一斤。”女同志接着说：“我要一斤。”焦哥给她称好，我收钱。又过了一阵儿，不见人问，我们又拉起架车一路向南，大概到了周口汽车站附近，又陆续卖了几次，总共卖了两毛多钱。中午已过，我俩早就饥肠辘辘，一人买了一个烧饼，边走边吃……下午五点多才返回农场，韭菜全部都蔫掉了。看到我俩把一车蔫掉的韭菜又拉了回来，老贾大爷哭笑不得，以后再也不让我们去卖菜了。这次卖菜，周口给我的印象是：沙北非常萧条，沙南也不见几座楼房，城市居民和农民差距不大，大都生活在贫困之中。
到了红薯收获的季节，农场开辟了一个新项目：收红薯下粉条。此项工作，郑场长安排我协助杜反修老师（现金主管会计）去做，我负责过秤、记录，杜老师负责现金结算（每斤红薯二分钱）。农民会把破损的、捡拾的、小的卖给我们，红薯收得多了，忙不过来，就让学生帮忙。经过清洗、粉碎、滤粉、烧煮、捶漏等程序，然后把下好晒干的粉条存放在食堂，贴补师生伙食。在那个缺菜少粮的岁月，这些粉条不知为师生带来了多少美好的味蕾记忆。
上世纪90年代，原来种庄稼的地方盖起了一些厂房，还有一个警犬饲养基地。菜园、晒谷场的地方变成了窑厂，平地变成了大坑。洼冲沟以北的教学、生活区，则由没有去处的老职工留守经营，养家糊口。当年赶马车的彭师傅就是留守的老职工之一。彭师傅是玩鹌鹑老手，一到冬天，他的布腰带上，就会右挎旱烟袋，左挎鹌鹑袋，并经常靠在草剁旁给我们讲玩鹌鹑的逸闻趣事，他说：“公鹌鹑生性好斗，按它们的品相，有好多名字：头上有根白毛的叫插花盖顶，翅膀上有根白毛的叫秦琼背剑，一个翅膀有白毛的叫单背剑，两个翅膀有白毛的叫双背剑，胸前有白毛一两根的叫老虎带银铃。把玩时抻一条腿，蜷一条腿的叫单提蹓，两条腿都蜷着的叫双提蹓，因为一般的鹌鹑，在把玩时两腿都是抻着的。有些鹌鹑在把玩时会眯缝着眼睛，不停地点头，像鸡啄食，称为叨空。有些鹌鹑在把玩时，头和嘴不停地左右摇摆，叫牵丝。玩鹌鹑的人常听到一种顺口溜：牵丝鹌鹑一千嘴，不如提蹓一条腿，提蹓鹌鹑咬得能，不如老虎带银铃。”这些往事曾让少年时的我们大开眼界，如今回忆起来还是鲜活如初。
1978年，农场移交地区林业局管理以后，就变成了市直机关的植树造林基地。上世纪80年代后期，有两年的植树节，我和单位的同事一起到这里植树，农场已面目全非。当讲起这里曾经是我务工的地方，他们都惊讶不已。农场开办时间虽然短暂，却是开门办学和文化学习、劳动实践相结合的一种尝试，曾给挥洒汗水的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在这里，学生不但学到了书本知识和劳动技能，强健了体魄，还培养了吃苦耐劳、团结友爱、奋发向上的品格。作为一名农工，我也和学生一样得到了精神和体魄上的锤炼，农场是我离开校园踏入社会、走向远方的起点。无论是参加高考，还是大学毕业后工作，我总能从这里汲取丰富的营养，积极应对各种困难和挑战。
由于社会的变迁，当年的搬口公社和王新村已不复存在，李楼村更无踪影，黄沙毛草地也变成了楼盘。曾经的农场已是过眼云烟，曾经的工友也不知所踪，而我还能凭借模糊的记忆来怀念曾经的过往。
农场两年，受益终身，历久弥新，我有义务告诉大家：曾经的淮师农场就是现在的周口文昌生态园。换句话说，现在的周口文昌生态园就是上世纪70年代的淮师农场(东场)和农场西边毗邻的青年园艺场(西场)所在地。如果生态园管理者能在园内竖一标牌，上书“上世纪70年代淮阳师范农场和周口地区青年园艺场所在地”，给后人留下美好的想象空间和久远的历史记忆，那将善莫大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