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结合”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重大理论和现实命题是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正式提出的。“两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人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其目的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从“结合”的客体来看，“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侧重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土化、民族化；从“结合”的主体来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既涵盖了剩余价值、无产阶级专政、共同富裕等某个具体领域中的理论或学说，还包括唯物史观范围内拥有普遍指导性意义的一般规律。从唯物史观入手，深刻洞察和揭示“两个结合”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哲学基础，有利于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主体性和创新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增强文化自信，塑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社会形态不断演进、依次更替，表明“两个结合”的出场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第一个结合”之所以突出“具体实际”的鲜明指向，绝非泛泛而谈，而是立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尤其是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等艰苦岁月中总结出的血的教训和宝贵经验。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原理，决定了实现“两个结合”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二个结合”内生于“第一个结合”并逐渐从中独立出来，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客体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一方面，尽管在时代性、阶级性和社会功能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区别，但就文化的性质和内容来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能够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内在规定性。另一方面，要时刻警惕和杜绝“文化虚无主义”和“文化复古主义”两种错误倾向。前者极力夸大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矛盾，认为双方不可共存，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后者则将重视传统文化与无条件地推行尊孔读经等同起来，把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变为文化复古。以唯物史观的角度审视这两种错误倾向则不难发现，它们都忽略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根本前提，割裂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传统性”与中国式现代化中的“现代性”之间的关系，从而把“两个结合”带入“死胡同”。因此，惟有建立和发展与当下的经济基础相适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以人类优秀文化为营养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才能更好地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推进“两个结合”必须重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作为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之一，“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既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等民本思想具有高度的契合性，也不断在实践中得到继承和发展。

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两个结合”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立在我国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基础之上的，没有社会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就没有人民群众对包括精神文化需求在内的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二个结合”之所以能够产生，离不开中国共产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新形势新任务的准确把握。当前，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就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而言，需将激发创新创造活力作为其中心环节，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生产经营机制。在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不断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战略背景下，只有科学研判并主动适应思想文化领域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新要求，才能进一步明确推进“两个结合”的方向和途径，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必要的现实条件。

（作者单位：周口市委宣传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