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去村里采访，经过一处宅院，目光不经意间掠过大门，心不禁猛地一颤。

那大门，似曾相识！

那是一扇色泽泛黄、布满纹路的木门，门槛已破，门框脱离墙体，门楣摇摇欲坠。看样子，房子久无人居。或许主人已移居他处，才留下这一片孤寂。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北方农村的老木门大多如此，由厚实的松木或榆木制成，桐油浸润，木纹交错。铁铸门轴雨季易生锈，推门时“吱呀”作响。铜铸兽首门环，绿锈斑驳，撞击时总发出“哐当”的响声。门槛被磨得凹陷，门框上则留着歪歪扭扭的铅笔划痕。

姥姥家的门亦是如此。夏天的晌午，木门总半敞着，用块红砖抵住，穿堂风带着麦秸的清香掠过门槛；到了腊月，门缝里会塞满旧棉絮，北风卷着雪粒子扑在门板上，打得那些裂缝簌簌作响。

姥姥曾向我讲述这大门的来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姥爷倾尽所有建起了这座房子，再无力购买一扇体面的木门。姥爷性格要强，靠着一把子力气，辛苦干一年，攒粮食换来三块珍贵的榆木。姥爷用架子车拉着它们走了30多公里，找外县最好的师傅做了这扇大门。

这个让姥姥视若珍宝的门，童年时期的我，却极不爱惜。每次去姥姥家，我都使大力气推门。听到“哐当”一声，屋里做活的姥姥发出“咦”的一声责怪，出屋看是我，脸上怒意一闪而去，笑着将我迎进屋。每逢过年，我喜欢把炮仗放在门缝里，点燃后将门炸开。姥姥见后不语，待我跑开，用粗布使劲擦拭留在门上的黑色痕迹。

岁月如烟，红尘如梦。自我负笈求学，便鲜少踏足姥姥家的小院。大学某日，视频时看到姥姥那满是皱纹的脸，心头倏地一揪——掰指算来，竟已六度寒暑未归。

再度归来，那木门依旧。抬脚跨槛间，蓦然一惊：“咦，这门咋变小了？”曾经，木门只需半开，我便能自如出入，而今却要完全打开。况且，门楣也低了，昔日需仰视，如今竟要躬身避让。

“这傻小子，你长大了，自然觉得门小了。”姥姥笑着说。门框上，依旧保留着量身高时用小刀刻下的痕迹，即便是最高的那道，也不及我胸部。

前年，姥姥家要翻建老屋的消息传来，亲戚们各出主意。大舅说要盖三层小洋楼，门脸要气派；二姨坚持要扩出个大院子，种花养鱼才惬意；表弟拍胸脯包下了全屋家居。而我却时刻惦记着那扇斑驳的木门。

姥姥没有选择时下流行的三层小楼，考虑到她和姥爷年事已高，腿脚不便，便只盖了一层平房。院子也不是从前那种深墙大院的格局，只是砌了一圈矮矮的围墙。

至于大门，更是截然不同。那简直不能称之为传统意义上的门，更像是一道装饰性的栅栏。它只有一人来高，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翻爬即过，根本起不到门应有的防护作用。而且，这扇门平日里总是敞开着，形同虚设。

“这门、这院，能防贼吗？”我不解地问。

“防贼？现在哪还有贼啊！”姥姥笑了，仿佛我问了个天真的傻问题，“如今农村太平着呢，家家户户都不愁吃穿，十里八村都是熟面孔。你就是把东西搁门口，也没人拿。”

她的语气里透着笃定，像是早已习惯了这样的安稳日子。

真的如此吗？或许是我离乡太久，不经世事。带着疑惑，我在村里转了一圈，竟发现了耐人寻味的变化。

新建的农宅几乎都采用“院房一体”的布局，围墙低矮，不少人家干脆用铁栅栏围出个院落。这样的院门，与其说是屏障，不如说是邀请——路过时，院里的菜畦、晾晒的谷物、玩耍的孩子一览无余。这种开放式的宅院设计，让整个空间显得格外通透敞亮。

从上古先民“穴居而野处”到今日的摩天大楼鳞次栉比，人类居住文明的演进史，某种意义上也是一部“门”的变迁史。作为家的第一道界标，门承载着安全与社交的双重使命，在时光流转中演绎出截然不同的生存哲学。

现代都市里的门，不断升级，从指纹锁到人脸识别，从装甲门到猫眼防窥镜，每一处升级都在诉说着“生人勿近”的生存法则。这些铜墙铁壁，在提供安全感的同时，也在无形中筑起了人际交往的藩篱。仔细一想，邻居搬来三年有余，多次在电梯相遇，竟从未有过只言片语的寒暄。

而在农村，那些不及人高的栅栏门，与其说是防护设施，不如说是开放的邀约。它们永远保持着虚掩的姿态，仿佛在说“进来坐坐”。在这里，门不是冰冷的隔离，而是热情与友好的传递者，让邻里间的情感在不经意间悄然生长。一句“吃了没”的问候，就能换来一篮刚摘的时令菜蔬。

或许，这正是城市与农村在居住文化上的差异，也是乡村生活那份质朴与温馨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