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年夜，雪说下就下了。
元旦三天假，我需要值两天班。电话里刚说回不去，妻子在那边沉默了几秒：“那我们过去。”她的声音总是这样，温温的，像泡到第三遍的茶，淡是淡了些，但余味在。
县委大院后头这小院，平日就我和两棵树做伴。妻子领着七岁的小女儿进来时，红墙都亮堂了几分。女儿像个小炮仗，“砰”一下冲进院子，红色的羽绒服在灰扑扑的院子里格外扎眼。
“爸爸你看！”她把冻得通红的小手举到我面前，掌心托着个松果，“在门口捡的，像个小塔！”
妻子不说话，只是从那个洗得发白的布袋里，一样样往外掏东西。先是青瓷盆里的三茎兰草，小心摆在茶桌中央，又掏出个油纸包，层层打开，是我爱吃的馍片，中午从机关食堂买的，最后摸出个红富士苹果，在衣袖上擦了擦，递给我：“路上买的，甜。”
她做这些时，嘴角微微抿着，那是她特有的表情——不笑，但眼角是柔的。
“还在院里吃饭？”她开口，声音轻轻的，像怕惊扰了什么。
“就这儿好，敞亮。”
她不再说什么，拿起靠在墙角的竹帚，一下一下，扫着红墙下的落叶。帚声沙沙的，和着远处隐约的市声。女儿在院子里追麻雀，小皮鞋踩在冻土上，“咯吱咯吱”响。
“要落雪了。”妻子忽然停住，仰头看天，“咱这儿的雪，落下来是‘梆梆’响的，不像江南的雪，软乎乎的，没个筋骨。”
话音刚落，雪粒子就砸下来了，先在伞布上试探地敲了几下，接着便密了、急了，扑簌簌的、干爽爽的，是中原的雪才有的脾气。
女儿跑回来，扒着桌沿，鼻尖顶着冰冷的桌面：“爸爸快看！海棠树穿白裙子啦！”她的小脸冻得通红，眼睛却亮得惊人，像落在雪地上的两颗黑棋子。
“慢点儿。”妻子放下扫帚，手在围裙上擦了擦，却先走到石榴树下。她仰着头，雪落在她脸上，她也不躲，就那么站着，直到发梢都白了。这姿势我熟悉——每次有什么难解的事，她就这样站着，不说话，只是看。
我在伞下支起电炉。她走过来，很自然地接过我手里的馍片，一片片摆在炉边，摆得整整齐齐，像在完成什么仪式。炉火映着她的脸，忽明忽暗。她悄悄温了盅酒，我笑着推开。“值班呢。”我轻声说。
她顿了顿，手悬在半空，然后慢慢放下酒盅，在炉子边摆正，像摆一件瓷器。那盅酒就那么坐着，冒着细细的白气。
“忘了。”她说，声音更轻了。
雪愈下愈大。海棠的细枝被压弯了，颤颤的，却不断。石榴的刺枝撑开来，像倔强的手臂，雪积得越厚，它伸得越直。我泡上去年秋天在涡河边采的野菊，看花瓣在壶里慢慢舒展，像睡醒了似的。
“尝尝。”妻子递过来一片烤得正好的馍片，金黄金黄的，边儿上焦脆。我接过来，就着菊花茶吃。馍片的香、菊花的苦、回上来的甘，在舌尖混成一团温暖的气息。
“闺女在书画班画了一幅画。”她忽然说，眼睛看着炉火，“你站在红墙前，肩膀上停着麻雀——她说爸爸值班时总有麻雀陪着，不孤单。”
我笑了：“这小东西。”
“还有呢，”她抬眼看看我，眼里有细碎的光，“她自己骑在海棠枝上，笑得眼睛都没了。老师说树枝画得太软，不像真的。她说：‘海棠树的枝子就是软的，我爸爸院子里的海棠就是这样。’”
“那枝子真能骑？”
“她说能。”妻子用火钳拨了拨炉灰，火星子跳起来，映着她嘴角那抹极淡的笑意，“等你有空了，我们娘儿俩试给你看，中不中？”
“中。”我说。
夜色浓得像化不开的墨。雪光却亮，把小院照得白生生的。女儿在里屋沙发上睡着了，手里还攥着半块烤苹果——妻子用炉子余火烤的，烤得软软的，甜香从里屋飘出来，混着菊香，混着雪气。
妻子替女儿掖好毯子，掖得仔细，四个角都压得严严实实的。然后她直起身，站在窗前，看了很久。
“你看那影子。”她终于开口，声音里有些什么不一样的东西。
我走过去。月光不知什么时候从云缝里漏出来了，雪地亮得晃眼。海棠和石榴的枝丫拓在地上，清清楚楚的——海棠的影子细细的、密密的，是工笔描出来的兰草；石榴的影子疏疏的、硬硬的，是写意挥出来的梅花。它们合在一起，竟成了一幅画，比任何画都真，都生动。
茶桌上也积了雪，匀匀的一层，像铺了张上好的宣纸，等着谁来落笔。
电话就在这时候响了。是值班室的电话，简短，必要。我接完回来，茶已经续上了，第二壶，菊花的颜色淡了些，但香味还在。
妻子指着窗外那棵石榴树：“雪要把枝子埋没了。”
我这才发现，雪已经积得很厚，石榴的那些细枝都被埋住了，只有几根主枝还倔强地伸着，刺向铁灰色的天空，像书法里的飞白，枯而有力，瘦而精神。
“汪曾祺先生写昆明的雨，”我忽然说，“说‘并不使人厌烦’。”
“这雪也是。”她接得自然，像在说今天的小菜咸了淡了，“它就在那儿，下它的，你看你的，两不相扰。”
女儿在梦里翻了个身，嘴里含糊地嘟囔着什么。妻子走过去，轻轻捋了捋她的额发，动作柔得像在触碰什么易碎的梦。孩子安静下来，呼吸匀匀的、长长的。
我晃着杯里的茶，看花瓣在水里打着旋儿，慢慢沉下去，又浮上来。炉边那盅酒还在，已经不冒热气了。
妻子坐回炉边，伸出手烤火。火光在她手背上跳跃，那些细细的纹路忽明忽暗。她今年四十七了，手已经不像刚结婚时那样光滑——做了太多家务，洗了太多衣服，浸了太多生活的滋味。
“冷吗？”我问。
“不冷。”她说，眼睛看着炉火，“心里暖着，身上就不冷。”
墙上那个老式挂钟忽然敲了十一下，“当当当”的声音在雪夜里传得很远。妻子站起来，走到檐下，踮起脚，按熄了那盏昏黄的灯。光灭的瞬间，雪光“哗”一下涌进来，满院子都是亮的，白生生的亮，把所有的影子都投在红砖墙上——树的影子、桌的影子、伞的影子，还有我们的影子，长长短短，深深浅浅。
女儿就在这时候又翻了个身，被子蹬开了一角。我走过去，正要给她掖好，却听见她极轻、极轻地说：“明年元旦，咱回家过，中不中？”
她的眼睛闭着，像是说梦话，又像是醒着。我愣在那里，手停在半空。
窗外，风过枯枝，雪簌簌地落，沙沙的，像春蚕在啃食桑叶，细细密密，无穷无尽。茶早就凉了，影子却愈发清晰，在雪地上，在墙上，在心里。
那盅酒，终究是没有动。
雪还在下，不紧不慢的。我们三人就在这方寸之地，守着一盏炉火，过了个踏实的夜。
许多年后，关于这个元旦，我大概只会记得一句：
值班那夜，雪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