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天辉

那年的雪，飘落在城关镇味精厂的房檐上，也飘落在我们九个愣头青的青春扉页上。

刚从校园出来踏进厂子里的日子，我们九个人挤在四张高低床上，白天跟着老师傅学习，晚上围在一张破桌旁，天南海北地侃大山，聊厂里的新鲜事，也聊姑娘。上班后，找对象成了我们绕不开的话题。

日子像味精厂蒸煮罐里的蒸汽，平淡里飘着点咸香，直到朱同学结婚的喜讯传来，才给素色的时光添了一抹滚烫的红。

婚礼在城北的一个小村子里举行，二十多公里的路，被漫天大雪捂得严严实实。那时我们的工资微薄，但咬咬牙还是每人凑了十元钱——那是当时我们能拿得出手的最体面的心意了。出发当天，雪下得正紧，天地间白茫茫一片。我们九个人骑着六辆自行车，笑声混着雪往衣领里钻，还有人唱着跑调的歌，嘻嘻哈哈往前冲。

直到王同学一声惊呼，我们才看见他那条洗得发白的蓝布裤子从脚踝到大腿根，豁开一道口子。王同学涨红了脸，搓着手站在雪地里，说：“这可咋去喝喜酒啊！”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风裹着雪打在脸上，生疼。正发愁时，我们看见路边学校门口有一个佝偻的身影正守着补鞋摊。是个补鞋的老大爷，戴着厚厚的老花镜，鼻尖冻得通红，旁边的补鞋机蒙着一层薄雪。

我们七手八脚地扶着王同学走过去，老大爷掀开摊前的帆布帘让我们进去。他接过裤子，眯着眼打量着，指尖划过粗布的纹路，然后熟练地穿针引线，补鞋机“咔嗒咔嗒”响起来，针线穿过粗布的声响，和着风雪声。他的手布满老茧，却灵活得很，不一会儿，裤子上那道狰狞的口子就缝好了。

缝补妥当，老大爷伸出枯瘦的手，声音沙哑而温和：“两元。”我们瞬间涨红了脸，身上除了每人备好的十元礼钱，再也掏不出钱了。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翻遍了衣兜裤兜，只摸出几颗水果糖，说：“大爷，我们……我们实在没带多余的钱。”老大爷笑了，眼角的皱纹挤成一朵花，摆了摆手说：“罢了罢了，年轻人刚上班不容易，不用给了。”他顿了顿，又补充道：“要是过意不去，回来时给我捎个馍就行，刚出锅的热馍，香。”

婚礼上蒸得暄软的白面馍，咬一口满嘴香，我特意揣了一个，小心翼翼地护在怀里。返程时，雪依旧下着，路过校门口时那里却空荡荡的，估计是老大爷也扛不住寒冷，早早回家去了。

那个没送出去的馍在我怀里揣了一路，也暖了往后的岁岁年年。后来，我们渐渐褪去青涩，当年一起在雪地里摔跤的伙伴有人升职加薪，有人调离家乡。王同学那条缝补过的裤子，也不知丢在了哪里。

冬天，每当雪落下来，我就会想起那个补鞋的老大爷，想起那条缝补的裤子，想起九个人骑着自行车的欢声笑语，也想起那句“回来时给我捎个馍”的叮嘱。

原来，青春最珍贵的记忆，不是锦衣玉食的安稳，而是雪地里摔的跟头，是囊中羞涩时的善意，是一群年轻人嬉闹的相伴。那些被风雪打磨过的时光，那些带着温度的细碎瞬间，缝缝补补，都成了生命里最温暖的补丁，熨帖着往后绵长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