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中玉 文/图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这一古老而庄严的仪式，深深镌刻于华夏文明的记忆之中。在周口这片古老厚重的土地上——从太昊陵的晨钟到太清宫的暮鼓，从女娲祠的袅袅青烟到商王陵的苍苍古柏——祀典文化犹如那一条条温柔的黄丝带，连缀起时光的碎片，让我们得以窥见文明根脉的悠长与深沉。

《汉书·地理志》云，陈人“好祭祀，用史巫”“国多淫祀”，寥寥数语，道出了古陈大地祭祀风习的悠久渊源。民间祭祀，虽难以考其确切起源，却早已融入百姓日常的烟火之中。清雍正《古今图书集成》描绘的“正月十六日，（陈州）阖郡士民办香，诣太昊陵奠献，观者因而为市，抵晚登城。士女往来，周围肩相摩也”，正是这份鲜活传统的历史写照。如今，淮阳太昊陵庙会的熙攘人潮、鹿邑老子庙会的喧天鼓乐、西华女娲庙会的连绵香火，依然承续着这份跨越古今的虔诚与热闹，成为周口民间最具生命力的文化景观。

然而，严格来讲，“祭”和“祀”在古代还是有着微妙区别的。古籍有云，“祀，祭无已也”，强调“祀”是一种制度性祭祀，常指国家层面的祀典活动。相较于民间祭祀的质朴喧腾，官方祀典更注重礼制框架，彰显着历史的厚重与文明的庄严。

史书记载，古陈大地一直都是封建王朝官修皇祀的重点区域，不少活动都被郑重列诸祀典。比如，洪武九年，朱元璋遣官行视历代帝王陵寝36处，并下令每三年一降香致祭，陈州便占了2处（伏羲、商高宗）。由此可证，祀典文化一直是古陈大地的鲜明特色。

官方赴陈致祀的传统最早可追溯至汉代。《后汉书·孝桓帝纪》载，延熹八年，汉桓帝曾两度遣使至苦县（今鹿邑）祭祀老子，并由陈国国相边韶执掌礼仪。在儒家礼制严谨的汉代，帝王如此专使致祀，实属罕见，也为古陈大地的官方祀典开启了先声。此后，历代王朝相继沿袭，使这份对先哲的崇敬在礼法之中有序传承。

三国时期，曹丕在故陈焦（谯）邑一带置谯国。隋在谯郡置亳州，唐时今鹿邑县一带改属亳州。但老子太清宫并未因行政区划的改属而陷入低谷。相反，李氏王朝将老子尊奉为祖，追封为“太上玄元皇帝”，并改老子故里为真源县，以示尊崇。唐高宗曾亲赴鹿邑太清宫祭拜，唐玄宗亦遣玉真公主前往致祭，皇家推崇使得老子祀典影响更加深远。北宋时期，祀典文化达至高峰。宋真宗以国家典礼规格拜谒太清宫，所立《先天太后之赞碑》等遗迹，至今犹存。与此同时，太昊陵、商高宗陵的祭祀也被纳入国家礼制。北宋王汾在《修商王高宗庙碑》中写“陈州西华县北二十里曰长平乡，商王高宗之陵在焉”“见于地志，列诸祀典，固已久矣”，为商王祭祀提供了典制依据。《宋史》所载“历代帝王三年一飨”“陵寝令近户守视”等规定，标志着先贤祭祀在此地已形成完整体系。

此后，祀典传统在朝代更迭中延续不绝。金代将“仲春之月祭伏牺于陈州”载入国家祀典，金章宗承安五年，还遣使赴卫真太清宫祭拜。明代虽因太清宫遭毁，官方祭祀一度式微，但朝廷对太昊陵与商高宗陵的祀典却愈加重视。明太祖朱元璋登基后即“遣官祭历代帝王陵寝”，并御制祭文致祭太昊陵，将“三年一降香致祭”定为常制。明洪武四年遣会同馆副使路景贤致祭陈州太昊陵后，从明洪武十三年至清乾隆二年，又先后21次遣官同时致祭太昊、商王二陵。这些记载被郑重收入乾隆《陈州府志》，成为不朽的历史见证。

千百年间，祀典文化在周口这片土地上不断生长、沉淀。史册中的记述、石碑上的铭文、庙会中的鼎沸人声，共同织就了一幅深邃而温情的历史画卷。当现代脚步叩响古老的门扉，我们依然能从那庄严的礼仪与熙攘的香火中，触摸到先民对天地祖先的敬畏、对文明传承的执着。这缕跨越时空的香火，不仅温暖着过往的岁月，也照亮着我们共同的来路与归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