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天喜

父亲去世已经二十年，这期间，一直想写一篇关于父亲的文章，却始终未能成文，究其原因，可能是惧怕自己才疏学浅，不能把父亲的一生概括准确吧。

父亲1949年参加工作，一直在教育部门任职，先是当教员，后做教导主任、校长。到退休时全县的小学他几乎待了一遍。在我县访问上了年纪的教师，提起“胡主任”或“胡校长”，没有几个不认识的，大家会异口同声地说：“他可是个大好人！”

“大好人”是社会各界对我父亲的评价，也是我们兄妹几个对父亲的印象。父亲的脾气极好，说话轻声细语，为人态度和善，对老师，对学生，对邻居，包括对自己的老婆孩子，从没有发过脾气。我不知道他是怎样在课堂上管住那些调皮捣蛋的学生的，也不知道他是怎样在和风细雨中让那些“知识分子”心甘情愿地服从他的领导的。

父亲勤劳朴素，身上穿的都是母亲做的粗布衣服，从外表看和农民没啥区别。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也曾“洋气”了一回，用尿素袋子改做了一条裤子，有人说他：堂堂的校长，也穿这个，不怕丢人？他笑答：只要凉快就中，又不是偷的，丢啥人！父亲的床上从没铺过褥子，夏天睡光床，冬天就把穿的破棉袄放到身下，一辈子连个最简便的行李箱也没有，每逢工作调动，铺盖卷一扛，就是全部家当。父亲的交通工具是两条腿，星期天从学校回家，都是步行，有时要走四五个小时，直到快要退休的时候，才咬咬牙买了一辆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的破自行车，那个自行车实在破得不像样子，按现在的眼光，连收破烂的也不要，但父亲却把它当宝贝。印象最深的是春节办年货，父亲几乎每天赶集，但大多时候都是空手而归，问原因，他总是说：东西太贵，看明天会不会便宜些。

父亲性格温顺，不善言辞，但在政治上却非常成熟，能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辨别出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三反五反”、“大鸣大放”、“文革”，历经多次政治运动，都没受到损害，他经常对我们说，这辈子最使他引以为豪的是没犯政治错误。

父亲教育子女的方式也很特别，他一不打，二不骂，三不惯，四不烦，遇事多是鼓励、提醒。虽然他是教师，但我们兄妹八个在学习上从没接受过他的辅导，也没挨过他的吵，他让我们独立思考，有问题自己想办法，后来我们都上了大学。做人的原则上父亲对我们也是这样要求的。上世纪九十年代，我被提拔为科级干部，本来不算个什么官，但父亲得知后却从一百多里远的老家赶来提醒我：人家让你坐这个位子是想让你更好地为大家服务。古稀之年，他把自己一辈子的积蓄给我们兄妹分了，一人分一千元钱。有一次他来我家告诉我：“你的一千元用我的名字给你存到了乡邮政储蓄所。”我不解，他说：“这是我挣的钱，如果写上你的名字，万一你犯了错误，查到了这笔钱，你怎么向组织解释？”当时我就流了泪，可怜天下父母心。

父亲退休后一直随母亲在老家居住，母亲去世后就只有他一个人，孤独寂寞可想而知。兄妹几个多次回家叫他，让他到城里来住，他就是不肯，他说：“你们工作都忙，都有自己的一家子，不容易。我在家习惯了，就这样吧。”竟终老在老家那个破旧的房子里，每每想起，禁不住伤心落泪。

爹，几十年来，由于一直在外边打拼，我和你深入交流甚少，每次回家看你也都是来去匆匆。现在我有空了，你又不在了。

爹，我想你！你在那边过得还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