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郭坤

我对晚报编辑部，心怀愧疚与感恩。

2007年至2017年，在晚报工作的十年间，我三进三出编辑部。

2009年11月，一位女编辑请产假，我到编辑部客串了半年，那时的编辑部于我而言像驿站，我匆匆而过，至今都回忆不起那半年的任何工作细节。

2012年4月，因为记者工作的不顺心，我主动申请到编辑部工作。当时，我把那里视为避风港，试图躲进去逃避些什么。

那期间，我收获了从事采编工作以来的最高新闻奖项——河南省新闻一等奖。那是一篇关于城郊某社区居民吃不上安全水而去公共厕所接自来水吃的新闻报道。记者传至编辑部的稿子是一篇中规中矩的消息，没有亮眼的标题，整体架构也不是很合理。为了发挥出这篇批评报道的最大社会效应，我调整了稿子的结构让其逻辑更顺畅，又借题发挥添加编者按进行提示性说明，并将报道放在版面最显眼位置以表明晚报编辑部立场。不过，在最后对标题进行再加工时，我作了难。

媒体采编人员都清楚一个好标题的分量。费尽心思反复推敲依然不满意，我求助了身旁的一版编辑李哲。她放下手头工作，认真读完报道后，给出了自己的意见，并与我反复商讨，帮助我完成了最终的标题《居民吃水哪里去，公厕门口来排队》。第二天，报道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有关部门迅速回应并以最快的速度解决了居民的安全饮水问题。我对稿件的处理得到不少同事以及分管编辑工作的晚报副总编的肯定，尤其是标题。

尽管我非常喜欢编辑部能发挥编辑最大主观能动性的工作氛围，尽管我非常认可编辑部谁在工作中遇到困难总会有人帮助的同事关系，尽管我在编辑部拿到了渴望已久的省新闻一等奖，但当时的我，依然认为自己是“编辑的皮，记者的心”。

在那里呆了1年零3个月后，我选择再次离开。

不过，我和编辑部的缘分注定没有结束。

2014年年底，工作中遇到的瓶颈、身体上出现的疾病，以及自我强迫追求完美患得患失等性格缺陷，让我患上了严重的焦虑症。莫名的紧张开始常伴，以至于我不得不随身带着阿普唑仑，来帮我抵抗随时可能出现的紧张情绪。在这种糟糕的状态下，我煎熬了整整一年。一年后，没有明显好转的我不得不再次主动申请更换工作环境。

2016年1月，我第三次走进编辑部。

刚开始，我情绪低落，很少与本就熟悉的编辑部同事交流。渐渐地，我发现，他们是一群可爱的人。这群可爱的人营造的轻松活泼充满生活气息的工作氛围，开始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的情绪。

工作中，我可以按我的理解构建版面，并倾注自己的思想，因为深受老子思想影响的副总编对编辑部的“无为而治”激发了每一位编辑的主观能动性；我可以不用查字典就能解决版面上拿不准的字词使用问题，因为身边有几个“活字典”，他们非常愿意给予帮助；我还可以为了一个好标题随时向其他编辑征求意见，因为他们非常乐意碰撞观点……

工作间隙，不用担心没有热水喝，总有人桌上的热水壶滚着开水；不用担心熬夜时饿肚子，总有人的抽屉里放着零食；不用担心值班时枯燥，总有人会冒出一两句让人捧腹的笑话……

这是一群相处起来让人感到舒服的同事，这是一个呆在这里让人感觉舒适的环境。在这样一个环境和这样一群人一起工作，于我自然是大有裨益。

焦虑的阴霾开始渐渐消散。

2017年10月，我因为工作调动，再次离开编辑部。

三次编辑部的工作经历，我收获很大、感触很深，我必须感谢这段经历，感谢那群可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