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慧
（接上期）
她说：“说起来真是不容易，俺们进城十年才支稳这个烧饼摊。婆家离城4公里，一抬脚就到了。2003年闺女出生后，俺们三人进的城，当时我抱着孩子，老公掂着一口炒菜锅，其他啥也没有拿。托亲戚租了一间小房子，老公找个临时工，一个月只挣600元。三口人吃饭，外加房租水电，600元咋着都不够花。老公不断调换工作，谁给的钱多就给谁干活，俺一年搬了十来次家。闺女能离手了，我就跟着婆家表哥学打烧饼，初开始时手艺不中，一天毛利才20元。大姐，你就想不到，我那几年的日子有多难，租不起门面房，在哪儿出摊都被人家撵，跟撵老鼠一个样。挪慢了，他们就上来砸摊子，烧饼到处滚，我跑到马路上拾，差点儿没被车碾死。坐在马路牙子上我就想，这城里人爱吃俺的烧饼，为啥又不待见俺哩？俺村离这县城只有8里地，可是心里却相差十万八千里。再难我也没哭过。你想呀，姐姐，哭也是过，笑也是过，那何必哭着过哩？我就天天笑呵呵，买我烧饼的人也轻松。后来又生了个儿子，干活的劲头更大了。老公除了帮我打烧饼，抽空还给超市配送饮料，一个月也能挣一两千元。”
我不解地问：“那你来这干啥？不在家好好打烧饼，再说，两个孩子谁照看？”
张粉花说：“俩孩子大了，自己会做饭，有时就在烧饼摊上吃，老公一个人打烧饼。你想啊，姐，烧饼啥时候都能卖，棉花一年只一季。虽说在这拾棉花不容易，这世上干啥活儿容易啊？你想使个干净钱儿，不就得这样干嘛。我来这儿干5年了，哪次都得脱层皮。可我到家从来不叫屈，光报喜。去年，电视台扛着机子到棉花地采访，一个女的说着说着就哭了，说咋苦咋苦，苦得没法活。轮到我了，我说，我想来就来了，来了还怪得劲哩，有累也有甜，在地里有说有笑可欢乐。”
张粉花的笑容很厚实，好像那笑带着光，会起暖，会发热，给人一种安心安稳安全感，连我都想跟她多待会儿。
她说：“这一季子，70来天，我能挣一万多元，连续来新疆5年了，哪年都不低于一万元，这也算俺家的一个大进项，存起来年底还房贷。俺去年在县城买了一套房，旁边还有一所中学。130平方米，首付20万元，贷款20万元，每个月还2000元房贷。老公爹有工资，给我资助点儿，我又跟娘家妹妹借几个，楼房算是买下了，好歹在城里有了个窝。”
我高兴地说：“那咱粉花也是城里人了。”
张粉花的脸更红亮了，她说：“不管怎样心里踏实了，烧饼摊子也扎稳了。房主写的是儿子的名字，为的是让他城里的同学看得起，将来儿子在城里结婚娶媳妇儿，他这代人就真正在这扎根了。”
“所以咱粉花才半夜不睡觉，拼命揪棉花。”我说。
她笑得很大声，不加掩饰的那种，把敞口大铁锅震得嗡嗡响。我把手里的笔杆竖嘴上，说：“嘘！别把姐妹们的美梦惊醒了，她们好不容易睡个早觉，大门口那条狗还正熬夜看门呢。”
表妹一股浓笑掩在喉咙口，她赶紧合上嘴，伸伸脖子把笑声咽下了。
定睛一看，姐妹俩装棉桃的大包矮下去大半截，盛棉花的小包胀起了白肚皮。我惊叹一声：“哎呦喂，咱们说话的功夫，恁俩可不少干活啊！”
张粉花自豪地说：“那是！不怕慢就怕站，轻来轻去搬走山。”
“还说我是个说书的，我看你就是个说快板的。”我摇动笔杆假装打快板，“当哩个当，当哩个当，闲言碎语不要讲，表一表好汉武二郎……”
两姐妹笑得趴在棉包上，我赶忙住了声，说：“别笑了，你们听。”大门口响起一阵狗叫声，想起主人家喂了一条大黑贝，三个人各自捂住嘴，笑得身子直颤颤。
夜又重新安静了，我小声说：“刚才我笑出一身汗。在单位，姐可不是这样子，闭着个嘴儿，寒着个脸儿，有时一天不说话，几天没笑容。这些日子跟姐妹们在一起，一下子把心窗打开了，精神上放开了，心像白云一样自由。”
发现自己的表达越来越文艺了，将要脱离群众了，就马上止住酸，凑近表妹说：“我还不知道妹妹的名字呢，你是第一年来拾棉花吧？”
她说：“我叫汪兰兰。”
二十六朵花
“留守女”汪兰兰
“留守女”汪兰兰，女，29岁；生育两个女孩，大女儿5岁，二女儿2岁，孩子在家由婆婆看管，公爹去世多年，丈夫在广州某鞋厂打工，加工皮鞋底，已有十年，逢春节回家探亲。
“我是村里真正的留守妇女。”汪兰兰说，“比我年轻年老的妇女，差不多都跑出去打工了，远的跑外地，近的跑镇上，我哪儿也跑不了，只能待家里。俺婆婆患有长秧子病，医生说是老慢支哮喘，受凉感冒都犯病，喘气儿跟拉风箱一样响，一到冬天就出不了屋。婆妹妹在广东打工嫁到当地了，俺老公过年才回来待几天。两个女儿年龄小，家里还种着三亩半地。老的老，小的小，病的病，弱的弱，我像被绳子拴着了一样，哪儿也跑不掉。”
她看着我说：“姐，你看着我脸怪白，我是天生晒不黑，太阳底下脸乍红，一到阴凉地儿立马就白了。姐，你别光瞅脸，看看我的手。”汪兰兰张开手指让我看，只见她个个指甲都空半拉，半截子红肉露外面。我的心尖儿抖几抖，就像看见了“指甲姐”的手指头。
汪兰兰继续揪棉花，她说：“我每天脚踢手拨拉，没个闲时候。家里地里，锅上灶下，风里雨里，起五更睡半夜，可比在这拾棉花累人了。在家不光身体累，还心累。说个不该说的话，大姐，我有时候可想我男人了，想跟他说说话，诉诉苦，哪怕拉拉手都中啊。有时看见个男人往村里拐，就以为是他回来了；我家大门一响，想着是他敲门哩。后来想想，自己觉得很可笑，咋会是他哩？”
汪兰兰脸一红说：“电话里没说他要回，是我心里想叫他回哩。有时自己对自己说，他回来谁给你挣钱啊，老少几口子吃啥啊？他在鞋厂忙哩很，靠计件拿工资，白天连个电话都没空打，累死累活每月才挣5000元，往家寄2000元，他在那吃喝租房都花钱。结婚前，我在那鞋厂上过班，我们就是在那谈的恋爱。我在家一个人作难时，总是翻来覆去地回想和他在一起的日子，那时候真甜蜜快活啊。下了班，俩人挎着胳膊去买菜，回来时，我掂着菜，他背着我，俩人两条腿在大街上扭秧歌。半夜起来煮面条吃，我们共用一个小铝盆，你拉过来，我扯过去。那两年，虽说工作累，累到哭，可哭没有笑多，苦没有甜多。怀大女儿8个月，才回家生孩子。俺婆母有病不能带孩子，我抱着个奶娃子又没法去打工，只好看着老公一个人走。后来又生了二女儿，这下子可把我拴死了，连跑出去的念头都断了。”
我拍拍她的肩膀，说：“我理解你，你把这个家守得真不赖。”
“去年，粉花姐拾棉花挣了一万多元，我看见大把红票子，心里痒得不得了。今年小闺女两岁了，自己会吃会玩了，婆婆身体也比以前扎实了，我就跟着我姐来这了。”汪兰兰兴奋地说：“你不知道，作家姐，我初看到白花花的棉花地时，心里欢喜成啥样子，张开双臂跑得哇哇叫。俺哩个娘啊，这棉棵子上都挑着钱串子，弯腰就能拾到钱，只要你有劲、肯掏力。”
我说：“我觉得你们太累太辛苦。”
汪兰兰说：“开始十来天，确实感到累，我这手指头本来就有伤，收工后疼得受不了。特别是昨天雪地里，我的手都不是自己的了，回来在温水里泡好久，手指头还是没知觉。端碗吃饭时，那手过电似的，筷子半天找不到嘴。往年光知道，粉花姐挣钱了，来这儿了才明白这钱多难挣，真是太不容易了。早上不想起床，俺姐喊了我几回才爬起来。可是，一到地里浑身的劲儿又来了，手指头抓到棉花也不知道疼了，越拾越有劲，是钱顶着哩。”
我说：“昨天在雪地，有一阵儿我确实冷得顶不住，差点儿给二娃子打电话叫他来接我。看你们个个不分心，跪着爬着往前走，我自个儿惭愧得直脸红。”
汪兰兰说：“那是你没有抓到钱，在花棵子里白挨冻。你可不知道啊，姐，这钱上有火啊，一抓一把火，从手上热到心里！”
“所以你们冒着寒冷拽回棉桃子，熬夜揪棉花也不知道冷。”我说。
“那是。”张粉花说，“时间就是金钱啊。姐，你看看这顶多少钱？”
我看见，棉桃包只剩下一层白布皮儿，棉花包半袋子鼓囔囔。我说：“估摸着有20多公斤？”粉花说：“差不多吧，至少40多元没跑了，顶我初打烧饼时两天的收入。”
说话间，汪兰兰也揪完了最后一个棉桃子，她拍拍棉包说：“闺女的小花裙子有着落了。”
我合上本子，摁住锅台，这才硬着身子站起来。
汪兰兰对张粉花说：“看大姐怪可怜哩，陪咱们说了大半夜，一分钱也没挣手里，还差点儿把身子冻僵了。”
我试着扭了扭腰，说：“还好，软乎着哩。”
出门看见满天星，不对，是满天星星在看我。反正，我望着它们时，它们正望着我。那眼神多大啊，多深啊，一下子深到灵魂里去了，我的整个身子都是透明的。那该是怎样的一场对视啊，我只看了天一眼，眼珠子顿时化成了两颗星挂在了夜幕上。那夜幕，是深黑的纬和浅蓝的经，纵横交织成的珊瑚绒吗？那么多晶晶润润的星星，是打碎了一山的翠玉，抛撒了一湖的钻石吗？它们镶上了珊瑚绒夜幕，那种弘厚的璀璨，深邃的瑰丽，凝重的华贵，把我的心魂一点点敲碎，潜伏在星星的光影里，俯瞰新疆凌晨含露的大地。
在温暖的小屋中醒来，一线羸弱的阳光垂落在我的枕头上。天真的晴了，正如老板任叔预料的那样，雪和冻土在阳光里吱吱作响。我来到院子里时，一群女人尖细杂乱的声音正渐渐消失在大门外。
任叔从大门口折回来，一手扯着三岁大的小孙女，他说：“今天集镇开市，她们都去赶集了。”
我兴奋了，赶集从来都是我的最爱。
我问：“在哪儿？远吗？”
任叔说：“不算远，可也不近。这样吧，你先吃饭，一会儿我让大娃子开车送你去。”
（未完待续）
（此书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