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出生在豫东平原一个普通村庄里。我家兄弟姐妹五人，我排行第四。我出生时，祖父和外祖父都已去世多年，祖母在我幼儿时走了，外祖母是在我上初二时去世的。

父亲兄弟姐妹五人。大伯出生在风云激荡的五四运动前夕，进过私塾。新中国成立前，大伯靠着智慧和勤劳，开了一家布行，生意红火。只是命运捉弄人，后来被错划为右派，遭受了无数的批斗和歧视。大伯为人谦和包容，他常用“忍一时之气，免百日之忧”这句话教育我们晚辈不要出去惹事。他曾在生产队喂过牲口，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大伯终于恢复工作，被安排到公社棉花厂上班，退休后还被返聘。我在公社读初中的那两年，得到了大伯的关心和照顾。

大姑生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我记事的时候，她已近六十岁。记忆当中，不管是她回娘家，还是我们晚辈去她家，吃饭时，她总会突然把碗里的肉夹到我们碗里。大姑育有四个儿子，有个女儿不幸夭折。大姑在世的时候若能有个女儿陪伴，或许就多了一个能说体己话的贴心人。

二伯比大姑小一两岁，他没上过学，却有着一副强壮的体魄和做生意的头脑。当年大伯开布行时，他负责对外销售，常到外地跑买卖，积累了一些基础和经验。后来分田到户后，二伯家养了几头非常值钱的耕牛，他还率先种瓜、菜等经济作物，生活过得较为殷实。他对晚辈关爱有加，有好吃的，常会悄悄叫上我们，同时也管教极严，若是犯了错，侄子儿子一个样，少不了一顿打。

父亲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生人，读过几年私塾，当过生产队会计，他很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在我记忆中，若是我们不按时上学，是要被吼被打的。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们兄弟姐妹年龄小，还不能挣工分，家里生活极其困难。为改变家庭窘迫的状况，一到农闲时节，父亲便到集市上购买高粱秆，加工成用于简易包装的席子，卖给供销社，一张席子有两三毛钱的利润。生活越来越好，父亲的身体却因长期重负每况愈下，我军校尚未毕业，他就去世了。

小姑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做事利落，生活讲究，性格也很强势。从她现在的面貌来看，年轻时的她想必十分雅致。改革开放前后的十多年里，小姑家的生活条件比较好，她没少帮衬家里的穷亲戚。

母亲这边，兄弟姐妹六人。大舅曾在铁匠铺干过活，他宽厚大度，在家族中有着长者的风范。大姨是长女，说话时客气中带着严厉，让晚辈们很敬畏。二姨结婚后曾长期住娘家，母亲与她交流颇多。母亲比二姨小三岁，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母亲经常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纺花织布，把家里收拾得很干净。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十七岁的小姨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支边到了甘肃宕昌，在那里成家落户。当年我家第一辆飞鸽牌自行车，便是小姨通过内部计划指标买来的。

二舅如今快八十岁了，小时候，每次去外祖母家，按习惯都在二舅家吃饭。二舅母是个特别善良的长辈，没听说与他人闹过纠纷，对晚辈一视同仁、关爱有加。可惜她六十岁的时候就因病去世了，她的离开让整个家族及熟悉她的人都很伤心。

因为父亲母亲兄弟姐妹多，我这一辈的叔伯兄弟、姑表亲、姨表亲加起来有五六十人。小时候，过年走亲戚，特别热闹，大家长幼有序，围坐在一起吃饭，在欢声笑语中畅谈家长里短。

我的长辈，如今只有小姑、二舅和小姨父健在。那些关于长辈的往事，都是口口相传的，随着长辈的离开，也慢慢变得模糊了。

父辈的一生，是在时代浪潮里起起落落又平凡的一生。而汇聚了家教、家风的父辈们的精神，则激励着我们勇敢地面对时代和生活的挑战，去追求更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