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华

刘彦章的《斗鹌鹑》如一幅浓墨重彩的乡土画卷，以太康斗鹌鹑为切入点，在小小罗圈的厮杀与围观中，铺展开一段关于野性、技艺、产业与民俗的鲜活叙事。文章没有宏大的抒情，却在字里行间流淌着滚烫的乡土温度，让这只二三两重的小小虫儿，成为解码一方水土文化基因的钥匙。

斗鹌鹑的现场描写是全文的灵魂所在。作者以生动形象的镜头画面展现出罗圈里的激烈厮杀：“头对头，嘴对嘴，怒目相向……对峙、闪挪、腾空、飞跳。”短短几十字便将鹌鹑的悍勇刻画得入木三分。那只“鲜血淋漓依然不怯不退”的斗士，让围观者忘了它是掌中玩物，这正是野性之美最动人的瞬间——在生存本能的驱动下，微小生命爆发出的力量足以震撼人心。而围观者的“叫好声、唏嘘声”与线上粉丝的竞价留言交织，形成传统民俗与现代传播的奇妙共振，让这场乡土娱乐突破了地域边界。

那只改变光棍汉命运的鹌鹑，那只能用军大衣和棉籽交换的鹌鹑，那驾驶室里陪伴长途司机的鹌鹑，构成了中国底层社会的生存镜像。在这个镜像中，我们既看到了人性的残酷，也发现了生命的韧性；既目睹了文化的异化，也见证了传统的韧性。

发人深思的是，鹌鹑本是候鸟，拥有跨越千里的迁徙本能，却在人类手中被异化为“战斗机器”。“熬鹌鹑”的过程堪称一场精密的“暴力改造”：连续半个月不让它睡觉，饥饿折磨、灯光刺激，直到它被驯服。手指间的“把字诀”——钩、扶、托、拿、压——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驯化技术，将自由飞翔的生命压缩为掌中玩物。这种驯化技术让人不寒而栗，却又与人类社会中的种种规训机制惊人相似。我们是否也在被某种无形的“罗圈”所束缚，为了一些谷粒般的利益而厮杀？

耐人寻味的是，被驯化的鹌鹑激发了人类自身的野性：一只鹌鹑竟然能换来丫鬟、瓦房和良田，一场赌博可输赢八到十万元。当鹌鹑在罗圈内浴血奋战时，罗圈外的人类何尝不是在更大的竞技场中殊死搏斗？文中那只眼睛受伤仍死战不退的鹌鹑，它的悍勇不正是底层人民生存状态的隐喻吗？

作者的高明之处在于，其文笔并未停留于简单的道德批判，而是敏锐地捕捉到这项民俗在当代的微妙转型：从赌博工具变为文化娱乐，从男性专属扩展到女性参与，从生计手段转化为情感寄托。老刘说“现在斗鹌鹑，赌性淡了，玩心浓了；野性收了，人情暖了”，这或许暗示着一种文化实践的自我救赎。当剥离了过度的功利性，斗鹌鹑反而回归了其作为民间艺术的本质——为苦哈哈的日子“添点彩头”。

更令人惊喜的是，作者还揭示了斗鹌鹑从民俗到产业的蜕变。太康有十万人从事相关行业，每年孵化鹌鹑几十万只，其中优良品种单只最高能卖到十万元，这组数据颠覆了人们对虫儿的认知。而产业的形成并非偶然，鹌鹑迁徙路线的地理优势、“要吃飞禽，鸽子鹌鹑”的饮食传统、“小光棍把鹌鹑”的民俗惯性，共同构成了产业发展的文化土壤。当斗鹌鹑从赌博工具变为宠物玩伴，从野生捕捉到转向人工繁殖，从田间娱乐升级为规模产业，背后实则是时代变迁中民俗文化的自我更新。

文末“斗的是鸟，映的是人，传的是代代不绝的人间烟火气”一句，道尽了文章的主旨。在太康的斗鹌鹑世界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场场激烈的厮杀，更是一方水土的生存智慧、一群人的精神寄托、一种文化的传承创新。那圆圆的罗圈，既是鹌鹑的战场，也是乡土文化的展台——这里有野性的释放，有技艺的坚守，有情感的共鸣，更有传统与现代的碰撞。

刘彦章用平实的语言，让我们读懂了斗鹌鹑背后的“大文章”：民俗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流动在生活中的活水；产业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滋养一方的烟火。这只小小的鹌鹑，终将带着太康的乡音乡趣，在时代的版图上继续书写着属于它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