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亭有约

午间，我在电脑上浏览老城旧巷的照片：狭窄的街巷、拥挤的民居，还有那些搭在民居边角或平房屋顶上的不规则小屋、格子楼，心中无端生出许多感慨。

之所以特别在意这些景象，是因为我小时候家里的境况比这还要艰难。

我家姊妹七人，直到我17岁，全家九口人一直挤在两间堂屋里。农村的两间房，宽不足7米，深不过5米，除去四面厚达38厘米的“三八墙”，实际可利用面积不过30 平方米。这么狭小的空间里，要摆下两三张床，门口还要放方桌、板凳，粮囤、板箱、红薯干囤也得见缝插针地塞进去，真是连转个身都得小心。

姐姐高中毕业后从大队小学调到育红联中教书，住校，大妹一直跟着奶奶住，而我从十一二岁起，除了夏天，每个晚上都要去邻居家借宿。

夏天好打发，麦收时节必须睡在打麦场上。白天牲口碾好场，起场、扬场、小麦入囤、清理麦糠，都得连夜干，不然就会耽误第二天摊场。全队的男劳力都要来干活，还能记个工分。三伏天里，我和小伙伴约好，拉个席子睡在坑边或树下，热得睡不着时，就跳进坑里洗一阵再上来睡。这种“福分”，恐怕城里人是享受不到的。

我先后去三户人家借宿过，时间加起来有五年之久。

第一次是去堂兄家。大伯虽和我父亲是一奶同胞，却常年欺负我们家，有好多年我们两家都不说话。若非实在无处可去，父母绝不会让我去他家借宿。堂兄独自住在堂屋西边的磨坊里，也愿意让我做伴。可有一次，我好不容易借到一本《林海雪原》，白天没空看，便想趁晚上赶紧读完。堂兄却说：“你一分灯油钱都不出，只能看一小会儿。”若非亲历，很难有人体会我当时的无奈与窘迫。

第二次借宿是在另一位堂兄家。他家当门里侧靠着秫秸箔（用高粱秆编成的隔断）铺了一张单人床，我就和他挤在那里。我去借宿是白住，被子、单子都没带。一个半大小子整天疯跑，蓬头垢面，晚上又不知何时才回来，睡他家着实不方便，更别提还得麻烦大娘频繁拆洗被褥。后来他家扒房重建，我也不得不换地方借宿。

第三次借宿是在一位同学家，他后来还拜我父亲为师学木工。他家有一间小西屋，原来是他和哥哥同住，哥哥参军后，那屋子便成了他的小天地，我也因此沾光住了大半年。他家条件比我家还要差些，他又比我大好几岁，出入他家，我总觉得拘谨、别扭。恰好堂兄家新房落成，我便顺势搬了回去。这是伯父给堂兄备的婚房，相对宽敞，我又捡了个大便宜。

我17岁那年深秋，奶奶突发疾病去世。父亲将她生前住的两间堂屋拆掉，改建为南屋做木工活。我在里面铺了一张床，从此结束了长达五年的借宿生涯。多年过去，每每想到自己这张床竟是以奶奶的离世换来的，眼泪便止不住夺眶而出。

其实最难熬的是我父母亲。从我记事起，他们就一心想着给全家建个能遮风挡雨的窝。我十一二岁时，母亲养了一头“标猪”（达标可收购的肥猪），卖了100多元钱，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财富。父亲托人在街西头看好了一片宅子，但据说离早年的祠堂很近，不宜安家。实在找不到合适的地方，父亲一咬牙，还是请人建了房子。谁知刚完工三天，一位本家亲戚因不堪忍受他人侮辱，竟在新房里上吊自尽。父亲很忌讳，请人把房子拆了，将砖拉了回来。

几年后，父亲把我家西北角的大坑填平，在那里建了房，我们家才终于有了后来那个小院。

或许正因为那些年每逢刮风下雨，父母都要提心吊胆，生怕房子倒塌砸着我们，所以直到今天，只要天气预报说要下大雨，母亲仍会担惊受怕。我常安慰她：“妈，你看现在多好，有吃有穿有住，再也不用担心刮风下雨房屋倒塌了。”

“是呀，这不都是托了新社会的福嘛！”母亲说得真好，吃水不能忘了挖井人。

我相信，这不只是母亲一个人的心里话，应是从苦难岁月中熬过来的老一辈人共同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