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建明

　　２００８年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第３０年，也是我国正式展开反腐败行动的第２０年。在如此重要的一年里，我国在整个反腐败，特别是在惩治腐败方面应当说做了大量的工作，查办了很多重要的、典型的腐败案件。本文针对《检察日报·廉政周刊》评出的“２００８年反腐典型案件”作一个简要的评析。

　　这些典型腐败案件具有以下４个突出的特点：第一，腐败类型更加广泛，一些典型案件填补了腐败的另类“空白”。例如，郭京毅的立法腐败、庞家钰的“裸体做官”，以及晏大彬妻子通过购置房产、投资理财等方式对丈夫的巨额贿赂所得进行洗钱等。第二，腐败方式更加隐蔽。腐败和其他行为相嫁接，识别更加困难。例如，姜人杰拿巨额贿赂款与请托人“合作”开办公司；刘志华主要通过情妇受贿；徐经武把贿赂伪装成行贿者的委托理财款，并煞费苦心地与行贿人拟定了多份虚假的炒股委托书；仲方维充当腐败中介，主要发挥斡旋的作用等。第三，腐败犯罪更加猖獗。这些案件表明，腐败情节更为恶劣，腐败气焰更加嚣张，涉案金额更为巨大，腐败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的损失更加惊人。姜人杰单笔受贿８２５０万元，堪称腐败之最；陈良宇滥用职权给国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超过３亿元；熊国贤滥用职权致国家损失逾３亿元；谢明中玩弄女性、通过调整干部大肆收敛钱财；仅任县交通局局长的晏大彬受贿超过２０００万元。有鉴于此，在这些典型案件１０名主要腐败者中，被判死刑和死缓的竟达４人！第四，腐败部位更加集中。近些年来，我国腐败案件主要多发在领导班子负责人和部门负责人两类“一把手”职位上，易发于建筑、规划、交通、土地以及干部人事等领域中。今年的典型案件继续反映出了这种集中趋势。

　　这些典型腐败案件的总体趋势值得我们深刻反思。惩治战略的功能主要是通过严厉惩处达到打击腐败气焰、威慑腐败行为之目的。最近２０年，我国一直对腐败犯罪采取高压态势，严打行动不断，查办大案要案始终是主打策略，领导人决心不可谓不大，刑罚不可谓不重，为何腐败分子依然胆敢以身试法，前“腐”后继且变本加厉呢？为什么当年杀刘青山和张子善能管３０年，而今杀了更多的腐败分子却不那么灵了呢？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问题又是什么？倘若不对此进行深刻反思，找出真正的症结，恐怕难以走出反腐困境。尤其是在我国反腐败斗争已经走过２０年，下一步往哪里走、如何走的关键当口，进行这种反思就显得尤为必要。倘若《检察日报·廉政周刊》评出的２００８年反腐典型案件能引发一场这样的深刻反思，那我们就有可能从腐败的巨大代价中获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