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种种民生问题得到各级政府高度重视的今天，一大批事关上访人切身利益甚至身家性命的“上访事由”，被视为往日遗留问题；有的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对群众来信不看不理，或者模糊处理，造成很多群众信访反映的问题久拖不决。

　　更有甚者，山东新泰市的几位“老上访”，上访问题未获解决，人却被送进了精神病院。８４岁的时亨生是一名退休干部，因与邻居纠纷长期得不到解决，曾多次到北京上访，２００６年６月１４日，时亨生被天宝镇信访办人员从泰安火车站拦下后，直接送进新泰精神病院。时亨生的儿子告诉《半月谈》记者，他的父亲至今仍在精神病院。

　　重民生，除了要注重解决当下的民生问题，前任、上届政府“遗留”下来的问题，对当事人的权利侵害、情感伤害时日更久，更应得到重视和解决。

　　在一些地方政府开展的“集中式”接访活动中，有部分“老上访”所反映的问题得到了切实解决。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福兴地镇十家子村前任村主任王子臻，今年７１岁。当年在任时，为村小学建校舍，向村民借款十余万元。换届后，新的村主任却不承认这些借款，法院判决后也未能执行。随着乡（镇）、村的班子不断更换，王子臻借下的建校舍款成了一笔陈年旧账，谁都不愿管。于是，王子臻从２００２年开始，每年两会和中央全会期间，都到北京上访。令王子臻四处奔走呼告的建校舍款总额十余万元，而有关部门对他的接访费用累计竟达９万多元。

　　“王子臻每次见我都哭，说乡镇干部都在欺负他，他死也要死在天安门广场上。”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县委书记王宏伟对《半月谈》记者说，“去年以来，我们几次到他家做工作，并帮助他把将要倒塌的三间房翻盖，由多方协调资金，连本带息补偿１９万元给王子臻和村民。”

　　２００７年６月起，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建立了县委书记“大接访”制度。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县委书记王宏伟一年多来持续参加“大接访”活动，对“新官不理旧账”问题有着深切体会：“近年来处理信访案件，我感到‘新官不理旧账’是产生信访难点的重要原因。乡（镇）、村的班子三五年一换，过去的事我不管，新发生的事我负责，这就算好干部了。对过去班子遗留下来的问题，特别是涉及面广的棘手问题，大家都躲着走，使很多信访案件久拖不决，最终成为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信访案件。”

　　“大家都躲着走”的恶劣后果，是政府和当事人都不得不为信访积案付出高昂的代价。像王子臻信访案中“接访费用比攀信访案值”的现象，现实中并不鲜见。《半月谈》记者了解到，在阜新县，法院每年进京接访都要投入１０多万元。

　　王宏伟向《半月谈》记者谈到了另一起“新官不理旧账”的典型案例：１０年前，山东省一位老汉卖给平安地镇价值１０万元的扁杏苗，这些扁杏苗运到本地后在冬储时，镇里没有照顾好，第二年开春种植后都死了。镇里拒绝支付扁杏苗的费用。县法院判这位老汉胜诉但无法执行。于是，他多次从山东到阜新上访无效，转而多次进京上访。后到任的干部说，这件事时间太长了，解决不了。王宏伟说，这件事的责任完全在镇里。无论谁当镇长，老汉的问题都要解决！２００８年，镇政府支付１０万元给这位老汉。镇里财政困难，先由县财政垫付，再从镇政府经费中分两年扣除。

　　“新官必须理旧账！”王宏伟介绍说。现在，县里已将“新官理旧账”全面纳入领导干部考核，对“新官不理旧账”的干部在组织考察时“一票否决”。同时，进一步强化干部的离任审计，绝不提拔那些遗留问题多、矛盾多、农村稳定工作做得不好的干部。前几年，县里后备干部提拔后到信访局锻炼，这种模式的弊端在于，已经获得提拔任命的干部没有危机感，在信访局岗位上缺乏迎难而上的工作动力。现在，县里将其改为后备干部在提拔前到信访局接受考验。在已经抽调的２５名到信访局锻炼的干部中，已经提拔７人。２００８年７月初，又抽调１０名优秀后备干部到信访局工作。（据《半月谈》）

　　编后：将“新官理旧账”全面纳入领导干部考核，让那些对“旧政”中的民生问题百般推诿的干部“下”，让真正善于处理矛盾凸显期复杂利益关系的干部“上”，这正是阜新“大接访”活动取得的最可贵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