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泗洪县纪委公开招募了６８名“特别监督员”，让他们对党员干部８小时工作之外进行“隐性监督”，随时向纪委举报。这群党风廉政“特别监督员”，被民间称为“便衣纪检”、“卧底”、“地下别动队”。（据《新京报》报道）

　　对于这项被泗洪纪委称为旨在扩大群众监督路径的举措，当地官员称被许多双眼睛盯着“如履薄冰”。当地纪委官员认为，“如履薄冰”恰恰是“隐性监督”的成果。当然，这一举措的目标正义毋庸置疑，就像其能收到“震慑”效果根本不用怀疑一样。但是，也正如这样的“隐性监督”被民间称为“卧底”、“地下别动队”一样，其本质上属于秘密调查和密报制度，凸显的是一种告密文化。在现代法治国家，密报制度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它违背了最基本的法治原则，会滋生“人人自危”的社会心理。

　　“隐性监督”的诞生，使人不得不产生如此疑问：这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不是反衬出了“显性监督”的苍白？再者，像“特别监督员”制度背后的什么“身份保密”、“单线联系”、“不用名字用编号”、“一对一培训”，难道治理贪腐非得整得如此神秘？“显性监督”的苍白，治理贪腐整得神秘兮兮的，这些都说明我们在法治反腐上尚存在需要反思的地方。

　　其实，法治框架内的社会治理，是光明正大的，一切都可以摆到桌面上进行阳光操作。法治框架内的治理贪腐，靠的是良好的制度设计和透明的社会治理，迫使权力在既定的规则和固有的轨道中阳光运行，使拥有权力者不敢越雷池半步，这远比所谓的“隐性监督”效果要好得多，也更能治本。

　　在治理贪腐方面，我们国家已经出台了非常多的法律法规，也不乏举报、信访这样的制度设计，眼下的关键，是如何完善和落实这些制度，让其得以有效运行和严格执行。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的是打造一种刚性的法治，使治理贪腐的制度设计得到不折不扣的落实，不搞“法外开恩”，这才是治理贪腐的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