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外国朋友曾向黄泛区农场场长兼党委书记张鹏举询问“黄泛区”的含义，当他得知就是“黄河泛滥区”的简称时，不禁耸了一下肩膀，发出了一声感叹——“太可怕啦”。是啊，历史上，“黄泛区”是耻辱的象征，是苦难的代名词，它留给人们的是辛酸痛苦的回忆：１９３８年６月，侵华日军占领豫东重镇开封后，大举西进，威逼郑州、武汉。南京国民政府为阻止日本军队的西进，采用“以水代兵”策略，炸开了郑州花园口的黄河大堤。滔滔黄水一泻千里，广阔平原沦为泽国。黄水殃及河南、安徽、江苏的４４个县市，丧命者近９０万人，１２００多万人流离失所。之后，黄水持续泛滥８年之久，豫东大地饥荒连年，饿殍遍野，人为地造成了５．４万多平方公里荒沙弥漫的“黄泛区”。“黄泛区”当时的凄惨景象，在国民政府行政院救济总署河南分署关于黄泛区的报告中这样披露：“漫流走沙，愈演愈大，一片荒烟，到处凄凉……古人云，‘鸟飞不下，兽挺亡群’、‘田园荒芜，庐舍为墟’，用之泛区不唯不甚，且只能道其十之二三。”

　　“百里不风炊烟起，惟有黄沙扑空城。无径荒草狐兔跑，泽国芦苇蛤蟆鸣”，这就是当时黄泛区的真实写照。

　　“雄鸡一唱天下白”，新中国的成立给黄泛区带来了希望。１９５０年２月，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去，中央就成立了“黄泛区复兴委员会”，当时的国家财委主任陈云兼任主任，成员有财政部、水利部、内务部、卫生部、农业部等５部部长。同年３月２１日，河南省成立了复兴局，省主席吴芝圃兼任局长，赵一鸣、路岩岭任副局长。在党的领导下，一场大规模的治理黄泛、重建家园的“复兴”运动蓬勃兴起。１９５０年１２月，复兴局副局长赵一鸣、路岩岭赴北京向复兴委员会汇报工作。陈云向周总理电话报告此事，周总理指示会在中南海开，并亲自到会听取汇报。周总理对黄泛区复兴工作非常满意，说：“复兴工作完成得不错。唯农民房子没有建起来，按粮食收成，比许多县还要好些。土地可以按户分给农民，３年不要粮。地多人少，农民分不完，黄泛区可以建个大农场嘛。”大家齐声同意。经过紧张筹备，１９５１年１月，在原复兴局的基础上黄泛区农场正式建立，原复兴局副局长路岩岭任场长。

　　在党的召唤下，一大批热血青年从祖国的四面八方云集风沙弥漫的黄泛区。他们中间有光荣的游击队员、乡村积极分子、民兵、村干部和朝气蓬勃的年轻知识分子。虽然阅历不同，性格各异，文化程度有别，但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他们携手并肩，在荒沙贫瘠的土地上，搭起座座绿色帐篷，建成简陋的芦草棚，过着“一杯茶水半杯泥，稀面汤内沙盘底”的艰苦生活。但垦荒者们以饱满的革命热情和乐观主义精神，响应农场党委提出的“以场为家，艰苦创业”的号召，在荒凉的土地上斗风雪，战酷暑，开垦荒地，兴修水利，造林改土，草田轮作，向荒草沙滩宣战。

　　当时的黄泛区，黄沙弥漫，杂草丛生，有的地方蒲草黄蒿深可没人，人烟稀少。春季，飞沙更大，使人眼难睁，路难行。飞沙往往将新挖的树坑填平，拔走根浅的禾苗。人们在帐篷内过夜，天明被子上是一层沙子。夏季，白天十分炎热，蚊叮虫咬，很难找到一处乘凉的地方；夜深，气温骤降，身上又有几丝寒意。秋季，雨水连绵，积水遍地，因无雨具，人们常常是赤脚干活。冬季，栖帐篷睡行军床，御寒之物就是一身棉衣一条被子。

　　郝众望，当时的老垦荒队员，如今年近８０。岁月的沧桑在他脸上刻下了道道皱纹，但腰板仍然挺得笔直。在回忆当时的垦荒生活时，他讲了这样一件令后人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的事，那就是夏天晚上要点上篝火睡觉。为什么要在炎热的夏天点火睡觉呢？原来荒地上蚊虫叮咬厉害，又没有蚊帐，垦荒队员只好点上一圈子柴草，人在火圈中休息，利用烟火来驱赶蚊虫。

　　为了防风固沙改良土壤，围绕农场地界大规模地进行了植树造林，但当时要在风吹沙移、水缺肥少的土地上栽活一棵树是很不容易的，职工们要用脸盆、水桶到十三四里外的村庄上取水栽树，其艰难程度是现在人很难想像的。

　　老垦荒队员康中恒，１４岁就参加了革命，是当时年龄最小的垦荒队员，后来曾担任黄泛区农场场长、党委书记。他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创业是艰难的，惟其艰难才显得意义的重大与深远。在创业中寻找生活的乐趣，不贪图物质享受，一心努力完成本职工作，多做贡献，这就是当时广大职工、干部的精神风貌。在劳动竞赛中争当先进，雪地里拔棉柴，一人多达６亩；天不明下地，太阳落放工；为不误农时，机务工掂着马灯保养机车；寒冬凌晨４时告别暖人的被窝，在瑟瑟的寒气中读书写字，开展扫盲；工余时又兴高采烈地开展乒乓球、篮球活动，用轻松愉快的活动涤去紧张繁忙的工作产生的疲劳；在会场和其他的集体场合，经常可以听到发自内心的热烈而又欢乐的歌声。农场就是在这样的苦与乐中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发展。”据黄泛区农场第一任党委书记张延积生前介绍，当时垦荒队员最喜欢唱的歌是：“担负着祖国建设的任务，我们是垦荒的健儿，我们是不可战胜的力量。不怕艰苦，不怕困难，把荒地变成良田。同志们，继续努力，建设机械化的国营农场。”

　　经过１０多年的艰苦创业，黄泛区农场在上世纪６０年代初已是农田披绿、果园俊秀、厂房林立、树木葱茏，被当时的中央农垦部命名为全国八大样板农场之一。当时，每年都有许多人从天山脚下、松花江畔、西南高原、东海之滨，跋涉千里到黄泛区农场学习先进生产技术，交流生产经验。一些教授和专家也来到这里，和职工们一起研究农业科学上的问题。北京农业大学、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等高等院校都把黄泛区农场定为教学实习基地。

　　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曾受到毛泽东亲切接见的白危，是知名度很高的作家。上世纪５０年代初，他到黄泛区参加土地改革运动，偶然看见一些形形色色的拖拉机在漫无边际的田野上奔驰，这引起了他的关注。后来与黄泛区农场职工的进一步接触，激发了他的创作欲望，决心把黄泛区农场职工平凡而伟大的事迹写出来。１９５４年，他响应党的“文艺工作者应该深入生活”的号召，到黄泛区农场体验生活，在这里一待就是１０年，和工人们朝夕相处，甘苦与共，写出了一部上下两册共７５章约５６万字的长篇小说《垦荒曲》，歌颂白手起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表现了国营农场的优越性和示范作用，其中着力描写的是不畏任何艰难险阻，具有坚定革命意志的共产党员、机耕队队长赵辛田的形象，为黄泛区农场职工树立了一座千古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