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端午节的日益临近，大街上不时传来“粽子——江米哩，江米哩——粽子……”那时断时续的吆喝声和扑鼻而来的粽子香。每每这时，我总要买上三两元的，因为家中的老人和孩子爱吃。可是，吃着这撒着白糖的粽子，却没有了儿时初吃粽子的激情和香香甜甜的味道了。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虽然农村的经济有所好转，但是像大米这种南方人司空见惯的粮食对于北方人来讲还算得上是奢侈品，因为人们没有钱买啊。那时候，一年中吃米饭的机会很少，一般是谁家有了喜事招待亲朋好友时一桌上一盘蒸好的带有大枣撒有红糖的甜米饭，或腊八这天用小米掺着大米、红小豆做的腊八粥，吃粽子简直像过年，机会少之又少。 

　　清贫的日子就在人们的期盼中渐渐溜走，转眼到了1985年的农历四月初八，这天王皮溜集逢古会，学校放了半天的假。吃过午饭我返回学校去上学，在刘庄村后的林间小道上，正巧碰到爷爷满脸流着汗扛着新买的木锨、扫帚、木杈等收麦的农具气喘嘘嘘地往家赶。看到我，爷爷停了下来，把农具放在地上，说：“闭上眼睛，给你一样好东西。”待我睁开眼睛时，只见一个有三个尖尖角的用什么叶子包着的东西在爷爷手中。我问爷爷，“这是啥哩？”“没见过吧，这是用苇叶包着大米做的粽子，可香可甜哩。”爷爷兴奋地说。只见爷爷解开绑在粽子上面的细绳子，一层一层展开青青的苇叶，露出了表面上略带青色的一团米饭。爷爷递给我，我小心翼翼地接过来，一股苇叶的清香和着温馨的米香扑鼻而来，咬了一口，顿感好吃极了。爷爷望着我满足的样子，开心地说：“吃吧，吃吧，好好上学，长大后考上大学会有好多好吃的等着你哩。”

　　长大后我才知道，吃粽子是端午节的重要习俗。在我儿时的记忆里，粽子这种吃食不到端午节前后是不会有的。豫东的粽子大都由苇叶包着大米蒸煮而成，为了增加甜味在白糖缺少的年代蒸煮粽子时在水里放进糖精代替，但是感觉比现在撒上白糖不知要甜上多少倍。在端午节这天，人们要在屋门口插上艾蒿，吃粽子、炸糖糕、包饺子。大人们还会在这天为年幼的孩子戴上形状各异的香包，有的说可以驱虫辟邪，能不能辟邪倒不得而知，谁能拥有一个香包倒是那时农村孩子十分惬意的事儿。因家乡不靠大江大河赛龙舟这种习俗倒还不曾见过，农村人没钱买雄黄，就更没有喝雄黄酒之说了。 

　　说起粽子还真跟我们大家庭有缘。让爷爷一直放心不下的三叔家人多地少，孩子又小，三叔还患有风湿性关节炎，弄点钱还不够他买药的。由于没钱往地里投资，常常当年打的粮食交了公粮后吃不到来年开春便没有了。常言说：穷则思变。后来，三婶从城里的大姨那里学会了包粽子的手艺。每逢端午节前后，三叔和三婶都会包上几百上千个粽子拉到县城去卖。那时，由于家里穷，虽然自己包粽子，三叔他们很少舍得吃，因为一个粽子要五角钱，一个粽子就可换二斤粗盐呢。 

　　记得我在县城南关租房居住的1999年端午节那天，一大早，天刚蒙蒙亮，我和妻子还没起床，便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我穿衣起床开门一看，是三叔和三婶骑着人力三轮，车上带着两大桶已煮好的粽子和一个煤火炉，说是家里炉子少，在城里卖粽子怕凉了不好卖，想借我家的煤火炉用一下。三叔他们也真够辛苦的，天刚亮就从家骑着三轮来到城里了，况且头天又是包又是煮的。我随即打开厨房门，帮着三叔把煤火炉抬上了三轮车。由于三叔包的粽子个大、实在，还不到九点，粽子就卖完了。据三叔说，那天他们卖了六七百元呢，在当时一个早上卖六七百元对于一个干小生意的农村人来讲简直等于天上掉馅饼，把三叔高兴得合不拢嘴。 

　　后来三叔和三婶看准了商机，每年农闲季节或附近乡镇逢古庙会，他们都会包一些粽子到城里或乡下去卖，贴补家用，经营着不太富裕的家庭。每逢端午节来临那天，三叔还会每家送上一二十个粽子，让全家人分享他们的手艺和节日的快乐。 

　　时光飞逝匆匆过，物是人非今胜昔。随着时间的推移，三叔的三个孩子相继上学、结婚、成家，清贫的日子早已一去不复返了。三叔、三婶已不再卖粽子，他们将包粽子的手艺教给了大儿媳小兰。三叔、三婶在照看孙子之余，帮着小兰包粽子，享受着天伦之乐，过上了恬淡舒适的生活。 

　　现在，超市里各种馅料和形状各异的粽子丰富着人们的端午美食文化。而具有故乡原生态的、具有淳朴民风的农家粽子是否还受到人们的青睐呢？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我衷心地祝愿三叔和乡亲们的生活如这端午的粽子越来越香，越来越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