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良营的中篇小说《银白莲》（发表于《天津文学》2011年第3期），在后革命时代讲述革命时代的故事，于历史纠结中呈现复杂的人性，犹如一股强烈的冲击波，给读者带来了灵魂的震撼。

　　表面上看，《银白莲》叙述的是于月芬与周祚嘉，黄之昌与宁铁英两对夫妻的情感生活，着重表现陈州城解放前寒门女子于月芬嫁给豪门公子周祚嘉之后的精神落寞，周家银店里的相公子黄之昌给其带来的抚慰和希望；以及解放以后，在黄之昌的帮助下，于月芬参加革命工作，却离奇失踪，几十年后方真相大白的传奇故事。然而穿过历史的重重迷雾，作者思考的却是人性的复杂与命运的偶然。文学是人学的重要标志就体现在人性的描写上，人性是复杂的，人性中的善恶常常在不经意之中瞬间闪现，善与恶有时也不是决然对立，而时常集结在同一个人身上，并能互相转化。宁铁英曾是一位让敌人闻风丧胆、为革命做出重大贡献的女游击队长，对革命事业赤胆忠心，在其身上体现出美好的人性。但她发现一直倾心的下属黄之昌始终放不下于月芬，于月芬变成横亘在她和黄之昌之间的障碍时，宁铁英为了自己的爱情，而假周祚嘉及其母亲之手，除掉了于月芬。于月芬失踪后，黄之昌“从周家回来，他把情况向宁区长作了汇报，宁区长没有表现出特别的意外和惊讶”。为了个人的爱情，不惜以另一个人的生命为代价，宁铁英人性中恶的一面也得到了极强的彰显。读过小说之后，我们既不会认为宁铁英是一位完美的英雄，当然也不会感到她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而只会更加深刻地理解人性的复杂性。

　　尽管表现了善恶交织的复杂人性，但《银白莲》仍然给读者以温暖，因为作品体现出了积极的写作伦理。文学是人学，而写作伦理体现出人心的法则。写作伦理又有积极与消极之分，只有以诗意的方式表现人的生活，传达人的感情，才能称得上写作的积极伦理；反之，在作品中大量堆砌粗俗的细节，以迎合某些读者的低级趣味，则是写作上的消极伦理。小说中黄之昌对于月芬几十年矢志不渝的爱恋，于月芬被害之后黄之昌漫长而执着的寻找，都让人看到了人性的闪光与真爱的诗意美好，《银白莲》写作的积极伦理给我们带来了温暖和感动。

　　《银白莲》的叙述话语是一种双重的话语，叙述者在叙述中插入了另一个叙述者的话语。“从我记事起，老古董和那个老太太就整日地拌嘴，一天到晚地吵架”，小说以第一人称开始叙事，并留下悬念，给读者以阅读的期待。而在具体展开于月芬的命运时，小说随即转入了第三人称的叙述视角。多元的叙事话语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历史的所谓绝对真实性，从而让历史成为一种叙述，即小说文本所承载的历史，或曰“历史故事”，所以叙述者又说，“我就把老古董讲的记了下来，就是下面的故事，其实也不算个故事，充其量是那个时期的一些生活片段”。叙述者对叙述的自我颠覆，于扑朔迷离之中，与人性的善恶交织，无法预设，构成了鲜明的互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