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欣喜地发现，张新安近期创作的短篇小说《傻妞》，较之以前的作品，有了新的突破、转向和超越。张新安以往的小说大都归属置身乡土的传奇，注重情节的营造和细节的锤炼，以故事性强、可读性强见长，而读者对其作品所讲述故事的兴趣，也甚于其笔下的人物形象。读了《傻妞》之后，我们却被傻妞这个人物所深深吸引，难以忘却，这不能不说是张新安小说创作的一个新的突破。

　　《傻妞》以主人公的名字命名，借人物命运演绎出一段普通人的生存景观，折射历史的动荡，在小人物身上蕴含着时代的大悲剧。

　　傻妞人如其名，“傻里不透气”，属于智障女人。她年约三十，长得人高马大，但平时枣核形的脸上总像“木雕泥塑般毫无表情”。小说开头的这句：“当然，傻嗬嗬地发笑也有，那只有在她吃饱的时候”，是解读这篇小说的关键，可以看做是作品的“文眼”，因为傻妞短暂一生的诸多悲剧，或因“吃”引起，或与“吃”有关。

　　民以食为天。作为智障女人，吃饭对于傻妞来说，甚至成为了活着的唯一理由和生存的唯一乐趣。傻妞的母亲是后娘，亲娘在生她时得产后风去世了。俗话说，一拃没有四指近，后娘虽然还算顾大面，寻常对傻妞并不过分虐待，但也绝不会让傻妞吃闲饭，所以，“傻妞每天的营生，就是掂一把锋利的镰刀，着箩头篮子，篮子里撂一根约有小拇指粗细的麻绳，到野外菜园边或者老坟园里打猪草”。这样一来，傻妞的悲剧就接连发生了。

　　因为只有草割得多，后娘给的饭才多，傻妞每天都是拼命地割草，回来的路上，“疲惫不堪的她，背上背着一捆，胳膊上着一篮子挨着篮系子的、散发着泥土、青草气味的猪草，弓着腰，伸着头，个子也显得低了许多。她吃力地一步一步往前挪，脸上流下的汗水，混合着灰土，活像一条条爬到脸上的细蚯蚓”。而紧接着的更大不幸是。一天，傻妞在偏僻的废弃砖厂打猪草时，被流氓“老托”骗奸了。“老托”欺负傻妞“傻子好哄”，用一把块糖和一个烧饼做诱饵，把傻妞糟蹋了。读到这里，我们感到心酸、愤慨。智障女人属于弱势群体，应该得到更多的照顾和关爱，但傻妞如果不从事繁重的劳动，连饭都吃不饱，为了吃饱饭，每日里要像牛马一样干活，其不幸的命运让人感叹。“老托”对一个精神不正常的女人的侮辱，更是让人义愤填膺，他的寡廉鲜耻已经使其降格为动物，人之为人的人性已荡然无存。

　　如果到此为止，小说的主题只是仅仅停留在道德的层面，即通过傻妞的不幸，谴责后娘的不仁不义和“老托”的道德沦丧，这不足为奇。这篇作品的深刻之处在于，作者写到此并未煞笔，而是紧追一步，通过一个出乎读者意料之外的情节，把人物的命运推向更高一个层面，写了傻妞的死亡及其面对死亡时的懵懂茫然。

　　傻妞是在“文革”期间被枪毙的。一天晚上，三个红卫兵小将也是因为“吃”，到傻妞家偷猪，傻妞为护卫与自己能否吃饱而相悠关的猪，本能地和他们展开争夺，气恼之下，被动还击，失手用镰刀将其中一人砍死。作者在前文特意提到的傻妞手中的镰，在这里派上了用场。

　　“文革”动乱，人妖不分、是非颠倒。由于公、检、法机关被砸烂尚未恢复，傻妞的事便由军管会处理。傻妞的行为本属正当防卫，充其量是防卫过当，况且她还智障。军管会却上纲上限，认定傻妞是破坏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残杀革命小将的现行反革命，将其处以死刑，立即执行。

　　刑前从监所提傻妞时，她傻乎乎地问执行的战士：“一大早，拉我出去干啥？”战士回答，“执行”。傻妞接着问：“执行能吃饱吗？”当闻听“执行”之后，将永远不会再挨饿后，傻妞可以说是满怀幸福地走向了刑场，一路上还不住嘴地嚷嚷：“执行好，能饱喽！执行好，能饱喽！”小说至此戛然而止，无情地揭示了在那法律遭到践踏，无法无天的年代，人们生不如死的深刻主题，给读者留下了巨大的震撼和无尽的思索。

　　傻妞形象的塑造及其悲剧命运，体现出作者直面历史的勇气和痛定思痛之后，对历史进行深刻反思的担当精神。一个与世无争，生活在社会下层而又智障的小人物，就这样稀里糊涂的成了动乱时代的牺牲品，小人物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承载了本不应由她承当的时代大悲剧，读来怎不令人心颤、发人深省……

　　任 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