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8月，刚满8岁的我已届入学的年龄。开学那天，父亲领着我去村西的小学校报名。

　　学校东南部还残留着原来的寨墙，好宽。外面是寨海子，有好深的水。大门朝南，路两旁枝繁叶茂的洋槐树散发出阵阵幽香，再往前走就是学校大院。院子中央是一座古老的大殿，那是老师们集体办公的地方。大殿前后各有一方高台，前面的高台方方正正，四周砌砖，东西两侧有砖砌的台阶。高台西南角长着一棵大槐树，树干有两三搂粗，分杈的地方有树洞。树皮开裂，一片一片地翘起。顶端的树枝干枯，中下层的树枝仍然发满绿叶。学校本来就建在村子的最高处，历尽沧桑的大槐树又高高地屹立在大殿前的高台子上。一副君临天下、雄视一切的模样，整个校园甚至整个村庄都在它的俯瞰之中。

　　登上台阶，从大槐树斑驳的树阴下走过去报名，扭头用新奇的目光回望大槐树，大槐树又像一位慈祥的老人。

　　大殿前是学生集会的地方，讲话的领导当然是站在高台子上。记得是三年级的时候，学校召开期中考试总结暨颁奖大会，班级成绩第一名的我怯怯地到高台子上去领奖状和奖品，看到大槐树好像正朝我微笑。

　　1966年，正当我6年级的时候，“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来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停课“闹革命”。身为最高年级因成绩优秀颇有些小名气的我成了红卫兵头头，当然是头脑发热，“革命”劲头十足。号召写大字报，印发传单，甚至搞打、砸、抢，把校长、教导主任当作“走资派”来批。有一次，小小年纪的我作为红卫兵头头在大殿前组织批判“走资派”（校长、主任）的大会，把平时他们作报告时鼓励学习的话无限上纲，说是走白专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要他们检讨并向毛主席请罪。随着台下的鼓噪声，“要一连三，三连九”，他们就忙不迭地向毛主席画像鞠躬、鞠躬、再鞠躬……在一片骚动中，我看到大槐树好像在流泪。

　　高中毕业后我当了民师，能够堂而皇之坐在大殿里的办公桌前备课、改作业。有时累了，透过窗户看看高台子上的大槐树，顿时又有了精神：为了孩子们不像当年的我一样被耽搁，我要加倍努力，忘我工作。既是为了孩子，也是为了赎清自己的罪过。

　　现在我已到城里工作，任教于更高一级的学校。但我时时还想着陪伴我成长、居于我心的大槐树。想起她，我不敢懈怠，不敢消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