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部队转业回到故乡已好多年了。刘军长从军长的职位上离休也好多年了。突然，部队辗转通知我，刘军长溘然长逝，根据治丧委员会研究，邀我参加刘军长的追悼大会。我立马收拾行装，匆匆乘车赶赴部队。

　　抗日战争时期，刘军长还是一位放牛少年，父母双亡后，他毅然参加了冀东抗日游击队。他在战友的掩护下，曾炸掉日本鬼子的四座炮楼，为打通解放县城的道路立下大功，被上级授予“战斗英雄”称号。清剿敌人时，一发炮弹突然飞来爆炸，他身上多处负伤，血流如注。当时医疗条件很差，开刀没有麻药，唯一的医官技术也不好，打开伤口后，就用手估摸着抠找弹片。有的弹片很深，实在抠不出来，只好留在皮肉里。

　　解放战争时期，刘军长时任九连连长。部队攻打锦州，他肩负率领九连从古城墙上打开突破口的重任。当九连赶到古城墙下的护城河边时，敌人的子弹雨点般扫射过来。他一边呼唤后方炮火压制，一边光着膀子挥枪高喊：“为了新中国，跟我冲啊！”队伍迎着弹雨像一股铁流冲上古城墙，又似一把尖刀直插敌人心脏……战斗胜利后，九连被上级授予“攻城英雄连”称号。

　　抗美援朝时期，刘军长晋升三营营长，曾奉命率领全营切断美军的运输线。美军派一个团的兵力前来开路，双方激战两天两夜。三营终于击溃美军，彻底切断了美军的运输线。三营被上级授予“阻击英雄营”称号。

　　在我刚刚入伍十个月、还是个小新兵的时候，从连队调到师政治部宣传科，先后任新闻报道员、新闻干事、副科长、科长。那时，刘军长正任师长。他下部队时，总是喜欢让我跟着他，或调查思想动态，或开展政治教育，或总结训练经验。他工作起来严肃认真，业余时间却平易近人。但我觉得，论年龄，他是长辈、我是晚生，论职务，他是首长、我是小兵，在他面前总有一种局促感。他却笑说，我们都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业余时间要自由啊！后来，他被调到军里任军长，指挥千军万马。我在入伍二十二年后转业回乡。临上火车时，刘军长闻讯，匆匆乘车赶到火车站，为我全家送行，并赠我一枚锃亮的子弹壳，说，小王，记住，我们军的兵，人人都是过得硬的。

　　刘军长的追悼大会，庄严肃穆。刘军长遗像下，是覆盖着党旗的骨灰盒，骨灰盒前是三个紫红色的小盒子。刘军长看见了我，我咔地敬了一个军礼。刘军长微笑着说，我在《解放军报》上看到了关于你的报道，干得不错。我说，首长，我没有辜负你的期望。

　　追悼大会上，主持人首先宣布一个消息：从刘军长的骨灰里，拣拾到五块弹片。全军官兵为之震惊。官兵们知道，刘军长身上伤痕累累。他在拍磁共振片子时，发现膝关节处有两块弹片，医生劝说，这两块弹片隐藏较深，做手术容易碰到血管和神经，风险性很大。但谁也没有料到，连刘军长生前也不知道，他身上竟留有五块弹片。几十年来，刘军长就这么带着五块弹片南征北战。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才得以摆脱弹片的折磨。更令人肃然起敬的是，这五块弹片被刘军长“特殊材料制成的”血肉之躯所降伏，磨平了几乎所有的狰狞的棱角。这需要忍受多么巨大的痛苦！需要具有多么坚强的意志！

　　主持人郑重宣布，遵照刘军长遗愿，把一块弹片捐赠给市抗日战争纪念馆，把一块弹片捐赠给省抗日战争纪念馆。刘军长的儿子宣布，把三块弹片捐赠给北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主持人说，这五块弹片，是刘军长最宝贵的遗产！官兵们泪流满面。

　　我们走在大路上、走在春风里、走在阳光下……刘军长说，小王……突然，刘军长笑了。刘军长说，小王也不小了，头发也白了，如今，小王变成了老王，老刘变成了刘老。刘军长语重心长地说，我再送给你一句话，生命不息，奋斗不止。我说，首长，我一定照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