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信访工作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那么信访干部就是桥上的石块和纽带上的丝线。我们用石块的坚毅捍卫着党群干群之间的血肉联系；我们用丝线的柔软呵护着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之间的鱼水情谊。

　　1984年冬季的一个傍晚，我忙完了一天的接访工作走出接待室，发现门外的雪窝里躺着一个人，浑身发抖，我走近一看，他衣衫褴褛，下肢瘫痪。我二话没说，立刻把他送到旅社。待一切安顿好要走时，这位上访人紧紧拉着我的手，热泪盈眶，久久没有说出话来，也没有松手。近30年，这一幕一直定格在我的脑海里，时时激励我要用心对待上访群众，为他们排忧解难。

　　信访工作被称为天下第一烦，又被称为天下第一难，不仅每天要听到无数的哭声、骂声、吵闹声，有时还要面对来自各方的阻力和压力。一些信访案件头绪繁多，上访群众与责任单位各执一词，不把屁股坐在群众的立场上，不能出于公心，就不可能明辨是非、公道处理。

　　2004年王某写信反映，其丈夫系退休干部，1999年病故，生前治病花去的十几万元医疗费单位一直不给报销。我在审结此案的过程中，责任单位提出每年报销5000元，直到报完为止，并要求以此结案。我当时就问，王某今年多大岁数了？他们说已经70多岁了。我接着问，每年报销5000元，报完17万需要多少年？他们回答，34年。我说，34年后谁能保证王某还健在？如果拖34年，你们欠的就不是医疗费，而是党性了，无论如何我这儿绝对不同意结案，必须退回重新处理。后来案件在我们的督办下得到妥善处理。

　　这些年在办理、督办、审核案件的过程中，经常会遇到求情、劝阻的情况，我都坚决回绝，因为我深知，群众之事大如天。老百姓没有冤屈、反映的问题如果不牵心，怎么会跑数百里，甚至上千里到省城来告状？作为一名党员干部，我决不能容忍拿党性和良心去交换所谓的人情！

　　至今我在信访岗位上工作已有31个年头，其中20年接访、11年督察，回想这些年的工作历程，收获的有喜悦甘甜，但难免也有苦涩酸楚。1988年冬，我省某县百余人连续9次赴京集体上访，省里派我去事发地配合处理，我在这个县一住就是60多天。刚把这起案件处理完，另一地区又有300余名复员军人到新疆上访，我又赶赴新疆，一去又是30多天。3个多月没进家门。当我回来时，3岁的儿子看了我半天，居然没有认出我是谁。对年龄尚幼的孩子和工作三班倒的爱人，我亏欠太多。

　　2002年10月，省局在济源举办全省信访干部培训班，我是组织人，又是授课人。就在出发当天，我接到了母亲病危的通知，第二天，母亲去世的噩耗传来，我悲痛万分。回家忙完母亲的后事，我又匆匆赶到济源为信访干部讲课。有时我也会问自己，这样干工作到底值不值？近些年，我亲眼目睹了太多上访群众因为问题得到圆满解决，感动得热泪盈眶；我亲耳听到了太多发自肺腑“感谢共产党”和“感谢人民政府”的话。我觉得，只要能看到上访群众满意的笑容，能听到他们对党对政府的赞扬，只要我们的社会少一份不公，多一份和谐，我个人和家庭付出再多也是值得的。

　　这些年来，我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组织却给了我很多荣誉，我被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和人事部授予“全国信访工作系统先进工作者”的荣誉称号，被省政府授予“省先进工作者”的荣誉称号，还多次被评为优秀公务员、优秀共产党员。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只要能为党多分担点忧愁，为群众多做点实事，就无愧于人生了。

　　（本报记者普淑娟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