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众多的发明中，最为多姿多彩的莫过于战争。这种以杀戮为手段最终达到政治、经济目的的激烈对抗过程，为智慧、忠勇、凶悍、残忍提供了宽阔的舞台，也时时展现着呼啸沧桑的戎装男儿血性。

　　或是基于民族大义，或是基于家国情怀，或是基于军人职守，或是基于男人本色，或是基于对生命尊严维护的本能，血性，应是始终回荡在厮杀呐喊之声中的背景音乐，是唯一绽放在白骨之上的美艳花朵。

　　否则，流血的定义只能是屠宰。

　　晋怀帝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太尉王衍、襄阳王司马范等率领着西晋王朝仅剩的精锐之师和一干王公贵族十余万人，护送东海王司马越的灵柩，离开项（今河南省沈丘县槐店镇），欲还葬东海（今山东省郯城县北）。当这支送丧的大军行至苦县宁平城（今河南省郸城县宁平镇），被羯人石勒率轻骑部队追上。

　　中原四月，以油绿无垠的麦田为背景，上演了一出人间惨剧。

　　在击溃了简单的小股抵抗之后，石勒的二万骑兵将西晋的十万之师团团围住，箭矢如蝗。原本甲胄森严、有模有样的晋军，此时集体神智尽失，无望地祈求祷告，无谓地躲避，无目的地窜突奔跑，到处是惨叫声、哭泣声，没有人振臂高呼，没有人奋力一搏，都在以最低级动物的本能寻求生命的苟延。战争，在此刻演变成了一幕情景单一的表演：石勒骑兵在不断重复着张弓射箭，晋军数万之众在不断承受着中箭和自相践踏。

　　千年之下，读史此处，犹觉精神麻木行尸走肉者不幸不争之不可恕。

　　这是一次游牧民族组成的民间武装力量对西晋帝国中央军的屠杀，这是一次冷兵器时代两万之众对十万之师的屠杀。军队的性质和数量已经不能决定谁为刀俎，谁为鱼肉，战斗的意志和军人的血性既已消融于原野的风中，汩汩流淌的鲜血也徒然“肥劲草”而已。

　　血色渐浓，哀号渐消，十万晋师全军覆没，无人幸免。“围猎”结束后，太尉王衍、襄阳王司马范、任城王司马济、西河王司马喜、梁王司马禧、吏部尚书刘望、太傅长史庾顗等悉数被俘。石勒在军帐中接见了这些当世名流和朝中重臣，询问他们晋朝何以如此衰败。

　　因为地位最高、名气最大，也因为求生欲望最强、口舌功夫最好，清谈派代表人物太尉王衍讲的最多。他对石勒“具陈祸败之由”，声称计策都不是自己定的，并表白说从小就没有当官从政的愿望，不愿参与朝廷事务。话到此处，又风向一转，称晋朝气数已尽，劝石勒顺应天时，早日登上皇帝宝座。其他一干人等也都纷纷为自己开脱，以求免于一死。可叹平日里风姿详雅的名士，威仪不凡的王公，此刻竞相屈膝逢迎。帐外满目的血色不仅没有激发他们体内的血性，反而淹没了仅存的骨气。

　　对这些空有皮囊的东西，石勒懒得动刀，“使人排墙填杀之”。

　　宁平，原是汉光武帝刘秀的妹妹宁平公主刘伯姬封邑之地，也因以得名。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宁平镇的群众蹲在地头下搁大方（一种地方棋类游戏），还都能随手捡些铜箭头做棋子用。而在宁平镇东南、西南几处低洼的地方，还曾发现大量的尸骨，其中不少都带有箭痕。

　　白骨累累，黄土一抔，名士贵族亦然，士卒役吏亦然，慷慨赴难亦然，畏缩苟且亦然。但千秋功过，总要待人评说。

　　宁平之战多年后，东晋名臣桓温北伐，眺望中原慨叹：“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

　　这位让人恨恨不已的王夷甫，就是那个媚敌求活而不得，徒留笑柄于世的西晋重臣兼文化名流王衍。

　　魏晋时期，从老庄学说演化出来的玄学之风盛行，玄学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不存者也。阴阳恃以化生，万物恃以成形，贤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无之为用，无爵而贵矣。”（《晋书卷43》）通常名士们就玄学的交流都是以清谈为主。风度自恃的名士们相聚于风景优美之处，手挥麈尾，青梅煮酒，谈玄论虚。他们不谈儒，不谈道，不谈民生，不谈时政。在这些魏晋士人看来，只有玄学才是高尚的，其他都是不屑为之的俗务。王衍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清谈本领，“口不论世事，唯雅咏玄虚而已”。在他的倡导带动下，崇尚清谈的风气在朝野上下迅速流行开来，整个社会以不理实务、虚浮放诞、得过且过为荣。没有人愿担当，没有人干实事，西晋王朝的病态在无可救药地快速加剧。看似风雅的清谈不仅没有提升王衍做人的格调，反而在无视天下、无视苍生的理念支配下助长了他的狭隘与自私，“虽居宰辅之重，不以经国为念，而思自全之计”，终于在石勒的刀刃前上演了一出魏晋士人的丑剧。

　　我们今天津津乐道的魏晋风度，其实不过是中国知识分子不敢担当的萎靡状态的自我掩饰；我们所崇尚的由建安文学延续而成的魏晋风骨，其历史的真实却往往是有风而无骨。

　　失却血性和骨气，是军人的耻辱，也是知识分子的耻辱，更是一种人性对生命的犯罪。

　　忘机会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