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张伯驹先生的书籍、文章很多，但大都以“玩主”、“名士”、“大藏家”、“国宝”命之。这些书的描写，与张伯驹的真实形象有较大的差异，其中政治化、理想化和想象化的成分太多。在他们的笔下，张伯驹不是生活中的凡人，他的话更像剧本台词。我想这些作者大概是以“传奇”为文体，“传奇”当然需要趣味。

　　但我认为，不能为“传奇”、趣味失去真实，我们更需要一个严谨的、朴实的、本色的张伯驹。

　　不能否认张伯驹的传奇一生，我所不取的只是凭合理想象而虚拟的“传奇”。例如“张伯驹被聘文史馆员是毛泽东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意外发现了张伯驹撰写的挽联，当场交待周恩来办理的结果。”其实，这不是事实的真相。张伯驹被聘文史馆员的曲折经过与毛泽东临时参加陈毅追悼会，完全是一个历史的巧合。但这一“巧合”的广为“传说”和部分作家的加工，就消弭了张伯驹真实生活中一段“溥溥大地锥无可立”的辛酸处境及其对无情迫害的抗争，还有章士钊先生的仗义执言及周恩来总理的关切和果断等等事实，一下子变成了不费吹灰之力的“传奇”。

　　因而，还是还历史的真相为好，否则，严酷的问题要靠“传奇”去解决，苦难的历史就被淡化了。一个人物的价值依赖于他的真实性，如果虚构，即使出于善意，仍然分文不值。

　　那么，张伯驹在我心目中是个什么人物呢？从根本上说，张伯驹不是一个政治人物，也不是所谓的先进人物。他是一个固守传统，既不去适应也不会适应任何政治气候的文化人。正是这一点，才成就了他卓越的艺术成就，同时也给他带来了坎坷的遭遇。就以张伯驹捐献其珍藏的8件文物珍品一事而言，反右斗争前，有人赞扬说他是真积极；反右斗争中，又有人批判他是假积极。其实，这些都不对。“故予所收藏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抉择。而这一抉择远比毫不犹豫、痛痛快快的行为要深沉要伟大得多！“积极”、“先进”一类词汇都是对张伯驹的误读。先进文化需要创造，传统文化需要固守与传承。

　　张伯驹就是一个固守与传承的文人，固守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淡泊与坚韧，将传承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作为文物收藏大家，他完成了中国文化史上伟大收藏家的历史成就；而他所固守与发展的京剧艺术与理论，则成为中国京剧事业的宝贵遗产。但是，张伯驹一生的文化艺术成就，在他自己看来，最值得欣慰的还是其词作，他曾郑重地说过：“文物，有钱则可到手，若少眼力，可请人帮忙。而诗，完全要靠自己。”张伯驹的词作，充分显示出他那令人惊叹的天才，而形成我国近现代词坛上词人之词的绝唱和高峰。在他的词作里，我们明显感受到其一脉相承的宋词艺术的神韵与华美。遗憾的是，张伯驹的词名为其收藏大业所掩埋，这也是时风使然。

　　至于张伯驹的性格与人品，博雅通脱、本色散淡、仗义感言、独立意志，综合形成了他独特的个性。所以，在上个世纪那些风雨如晦的日子里，他都能一如既往地恪守做人的根本。例如，被划为全国大右派的著名民主人士章伯钧去世后，他并不因“阶级斗争”的特殊氛围而畏惧，安然前往吊唁。他是为着章伯钧“自己本已不幸，却为他人之不幸所恸，是个大丈夫”而去的。不久，陈毅元帅去世了，他又撰写挽联寄托哀思，是为陈毅“功在国家，尚且被辱”而悲愤的。显然，张伯驹在用同一种人品对待政治身份截然不同的人。他坚忍于中国文人的良知与操守，固守着做人的原则。

　　张伯驹这颗璀璨的文化巨星陨落了。他是一个时代的骄傲，一个时代的终结，也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但是我们相信，悲剧不会重演，正是有了张伯驹们的固守与传承，中华传统美德的复归，中华传统文化的真正复兴才会指日可待！

　　（张伯驹（1898-1982），周口项城人。生于官宦世家，民国四公子之一。是集收藏鉴赏家、书画家、诗词学家、京剧艺术研究家于一身的文化奇人，艺术大师刘海粟曾说：“他是当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从他那广袤的心胸涌出四条河流，那便是书画鉴藏、诗词、戏曲和书法。四种姊妹艺术互相沟通，又各具性格，堪称京华老名士，艺苑真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