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明太祖在中国历史上是深受文牍主义之苦的人，这是言之有据的。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9月间的8天内，他共收到内外诸候奏札1660件，平均每天要看或者听两百多件报告。有一回，刑部主事茹太素写了17000字的意见书，明太祖叫人读给他听。读了6370字还听不出个头绪，明太祖一气之下把茹太素打了一顿。第二天晚上接着读，一直读到16500字以后才讲到本题，要讲的5件事情总共才500来字。

　　当了皇帝居然还要受文牍主义的压迫，这使明太祖很苦恼。逼得他不得不采取一点措施，来整饬文牍之风。他亲自规定了建言格式，写了《建言格式序》，公布全国。当然，文牍主义是封建社会的必然产物，不是任何人所能反对得掉的，但是明太祖的这番用心还是值得称道的。

　　想不到发生在大约600多年前的明太祖的苦恼，今天依然困扰着许多人。最近，看了几篇报道就透露了这样的情况。

　　在某局，仅一个月时间，上级机关就要报表达107份之多。某委一个打字员一年打印了800多份文件、材料……有410份是上报的。

　　数以千计的文件都是领导机关要的或发的。那些撰写和收发文件的人为此而辛辛苦苦。那么看文件的人苦不苦呢？前几天，我到某领导机关开座谈会，一位领导同志也来参加。他的开场白刚过，秘书就取文件来了；讲了几句话，呈阅件又送来了……就这样，在3个多小时里，秘书频频进出，文件往返传递，一面听汇报，一面为批阅繁杂的文件忙得不可开交，眼见是受苦了。

　　文牍主义是我们党历来所反对的。早在建国前夕，毛泽东同志就把“讲话、演讲、写文章和写决议案，都应当简明扼要”作为党的一条工作方法提出来，1953年又在《解决“五条”问题》一文中强调指出：“滥发公文表册和向下级或农村随便要报告等项不良制度和不良方法，必须坚决废止。”可惜我们有些同志，至今还没有付诸行动。有些同志虽然吃了文牍主义的苦，但苦而不恼，非但不恼，简直还有些爱好，这是为什么呢？

　　一个原因就是一些领导干部作风不深入。他们常年蹲机关，在机关又是没有多少事情可做，除了开会就想着发文件。似乎只有这样，才显示自己在做领导工作。所以，要把文件、报表、统计减下来，根本的一个办法是要到下面去，真心实意、切切实实地调查研究和解决问题。人下去了，要了解情况亲自了解，要处理的事情直接处理，就没有必要也没有精力去搞那些作用不大的文件了，这样才能从文牍主义中摆脱出来。

　　摆脱文牍之苦的另一个方法，是要端正工作的动机。现在一些单位只所以文件成灾，是有的同志觉得工作完了，不搞个文件上报下转，让上下知道一下，就不足以显示自己工作的成绩。当然对这个问题要作具体分析，如果一个单位确实工作搞得比较好，创造出了新的经验，搞个文件介绍一下也是必要的。但不能把它作为“例行公事”，工作完了就非要搞个文件不可。工作成绩要看是否解决了问题，是否达到了预期效果，不能以有没有一份洋洋洒洒的“工作总结”作标准。

　　“文牍日繁冗，民力愈疲竭。”古代诗人这两句诗，对文牍主义可说是切中要害。现在，全国人民都在一心搞建设，确实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读那些形式主义的官僚文章和文件。热衷于搞这一套东西，不仅空耗自己的时间、精力，也会浪费别人的时间、精力，因此，我们必须再次大声疾呼：各级各部门要彻底从文牍主义中摆况出来。（作者单位：西华县委政法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