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佳

　　断定西华县1930年已有图书馆，依据是省督学祁晋卿的一份教育视察报告。这份报告刊登于是年4月的《河南教育》，从撰写到发表的间隔时间推算，视察最晚当在是年3月进行。如果视察的日期更早，那么，这所图书馆的存有乃至创建的时间也应当更早。

　　祁晋卿的报告说：西华县的社会教育经费，每年仅1162元，与教育部颁发的标准相差甚远。因而，社会教育设施甚为简略。民众图书馆设于教育局隔壁，门临大街，阅览还算方便，布置也很整洁。唯一不足的是藏书太少，“缺乏大宗新旧书籍”，“只有杂志、日报及各种零星出版物”。

　　书馆事务员蔡思诚还兼着民众学校的课，但“教态呆板，精神不振”。祁晋卿理解县教育局的难处，没有更多责怪，只是提出“亟应筹款”，为图书馆添置图书。

　　就在祁晋卿视察之后，县教育局筹款700余元，为民众图书馆“购增书籍多种”，使藏书总值达到1000多元。时任县教育局长的郭俊贤自我评价说，图书馆可算得“规模粗就”。不过，很快就爆发了中原大战。刘桂旧时河南县级图书馆寻踪堂率领的部队在退出西华县城时，将新旧图书“尽行焚毁”，民众图书馆顿成空壳。其他社会教育机构，也无一例外遭遇劫难。

　　因而，1931年10月至1932年元月，在省教育厅组织的全省范围的视察中，映入省督学眼帘的，是西华县社会教育的萧条。

　　不过，1931年的河南全省县级图书馆情况汇总表显示，这一年，这里的民众图书馆已恢复运行，年经费为758元。

　　与河南的绝大多数县份一样，西华县包括图书馆在内的社会教育机关，后来都归并于民众教育馆，但书报借阅仍是最重要的社会教育样式。

　　据史料推定，这里的民众教育馆设立于1932年初。理由是：1931年的河南全省县级民众教育馆情况汇总表上尚无西华县的记录，而在其后的省督学的视察报告中，才开始有了民众教育馆的相关记载。

　　1932年的一份《西华县教育视察报告》称：民众教育馆设立于教育局前院，有大小房屋17间，常年经费1860元，内分图书、科学、艺术、推广四部。设馆长1人、馆员3人、事务员1人，另有勤务3人，专事“担任民众阅报事宜”。图书部共有书籍1205册，订有杂志7种(累计76册)、报纸13种。辟有图书阅览室，桌椅条凳具备，墙上悬挂图表，“每日阅书报者，平均三十四人。”在大十字街太卫堂庙旧址，“用房舍两间，专设民众阅报处，由民众教育馆事务员负责管理。”城乡共有民众阅报栏16处，城内12处，乡间4处。

　　这份视察报告在叙述了概况之后，对某些社会教育事务的实际运行提出了批评。譬如民众阅报处，虽然陈列有7份报纸，但均属民众教育馆的“残余旧报”；城内的阅报栏，逐日张贴的也仅有“残余报纸数份”。视察报告指出，民众阅报处和民众阅报栏“既有常年经费”(前者240元，后者120元)，就应“直接订购各种报章杂志，以便消息灵通，藉资宣传”，“以符经费开支，而利民众教育”；继而强调，“嗣后勿再以残余报纸敷衍塞责”。视察报告还提出，“乡间民众阅报栏需张贴的报纸，应由县民众教育馆‘订定’，直接寄送”以免发生同样的敷衍。

　　1933年1月，省督学周祜光又到西华视察。他所撰写的《西华县教育视导报告》，让后人明晰地感知三个方面的情况。

　　其一，县图书馆虽已归并于民众教育馆，但仍保留自己的称谓，并且经费单列。

　　周祜光写道：“该县各种社会教育皆归民众教育馆办理”，经费情形为民众教育馆1692元、图书馆924元、运动场200元，阅报处360元、民众学校550元。图书部“即县立图书馆”，“由馆员程履让负责”，藏书3000余册，杂志10余种，图书实行“依类编号”。

　　其二，县内逍遥镇设有图书分馆。

　　关于此事，周祜光没有详说，但在叙述民众教育馆图书部就是“县立图书馆”之后，专门指明“尚有分馆设在逍遥镇”。

　　其三，城乡阅报处数量减少，管理体制变化。

　　周祜光记载：城内有阅报处1处，另有阅报牌1处，由民众教育馆负责管理和陈列张贴。乡间有阅报处11处，  “多由商号、学校或私人经管，实际上亦即阅报栏”。

　　由于没有查到可作佐证的史料，关于其后一段时间，西华县公共书报借阅机构如何运作，难以评说。

　　初步推论：新中国成立前，西华县在1930年或者更早些时间就有了图书馆，1932年归并于民众教育馆后，仍保留“县立图书馆”的称谓，并在逍遥镇设有分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