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佳

　　1987年的《沈丘县志》称：“新中国成立前沈丘县没有图书馆。”这样的定论显然过于唐突，而且肯定是不对的。其实，也就在这部县志记述乡绅杨敬堂先生的条目中，已经闪现出旧时沈丘县图书馆的踪影。该条目说：杨敬堂的父亲生前曾精心抄录项城县荆布老人的诗稿《形短集》。1929年，杨敬堂先生将《形短集》铅印成帙，分别赠送沈丘、项城、淮阳三县图书馆和各界人士，以表示对先父的崇敬和思念。这说明，沈丘县在1929年已有图书馆。

　　1930年初，省督学祁晋卿视察沈丘，对这所图书馆——中山图书馆，有着颇为详细的记录。他说，这个县的“教育经费异常支绌，对于社会教育未能兼顾”，除了中山图书馆，“社教成绩，无大表现”。他又说，“中山图书馆，以城隍庙改设，书库楼房三间，尚宽敞整洁；馆内一切布置，亦颇整齐”。他还罗列了藏书及管理情况：“旧籍有四部备要一部，新籍应有者初备，所有图书，共值洋一千九百余元，搜罗颇为宏富”；“馆员孔繁荣，任事尽心，编号分类，亦均合法”。他也提出了一些改进业务的意见，认为“应将每日到馆阅书人数，随时登记，每届月终，列表公布一次，以资比较”。由此可见，这所图书馆规模初具，只是运作还不很规范。

　　至1931年，沈丘的社会教育有所推进。这一年，民众教育馆虽未分设各部，但已委任馆长(鲁士俊)，落实年经费960元；图书馆也扩展到4所，除中山图书馆，其它3所似为设于区镇的小型民众图书馆，经费总额为540元。至于这两类社会教育机关后来的情况，由于缺乏资料，无法详述。

　　旧时沈丘的公共图书馆事业，除了县办的中山图书馆，还有一所更有影响的民办图书馆——大众图书馆。

　　1934年暑期，在外地读书的回族学生李俊、李端返乡度假。他们的家乡在紧邻安徽的一个大集镇——槐店。他们邀约本地社会青年，共四十余人，组织“青年业余读书会”，继而采取搜集、捐献等办法，汇集进步书刊两千多册，在镇上“天乙阁”办起大众图书馆，内设阅览室。暑假结束，李俊、李端等人返校，大众图书馆由本地青年轮流当值，供民众读书看报。

　　1936年，大众图书馆的抗日宣传引起当局疑惧。是年，则以扩建颖滨中学为名，强行扒掉“天乙阁”，致使大众图书馆失去馆舍，被迫关闭。

　　1937年，李俊完成中学学业，回到家乡(沈丘县槐店镇)。这一年，日寇从濮阳一带渡过黄河南侵。他曾就读的河南省立第四中学的所在地淮阳，也在这年9月5日沦陷，男女学生及公务人员一百四十余人惨遭杀害。义愤填膺的李俊和旧日“青年业余读书会”的骨干，四处奔走呼吁，最终在黎明女子学校旧址恢复了大众图书馆。他们置办了流动图书车，走街串巷，一边服务民众读书，一边揭露侵略者的暴行，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后来，李俊改名苏堃，长期奋斗在党的宣传文化战线。

　　日本侵华期间，沈丘是县城未曾沦陷的两个河南县份之一，也是公共藏书基本上未曾中断的少数河南县份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民主政权于1949年4月在县城创建图书室。沈丘县城后来迁往“槐店”，图书室也随之迁移，以新县城之文昌阁为地址。

　　初步推论：新中国成立前，沈丘县先后诞生中山图书馆和大众图书馆。后者的运作，不仅显现了进步青年传播知识的热情，而且为当地民众点燃了抗日救亡的薪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