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是我国一个古老的部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夏以前，其先祖颛顼高阳氏部落主要活动在中原帝丘（今河南濮阳）一带。《史记·楚世家》云：“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夏代，作为夏王朝的同盟部落而存在。商代时，为了寻找有利的环境和躲避商王朝的征伐，不断地进行迁徙，先后由中原迁徙至陕西大荔荆山、西安东南荆溪河谷一带。商朝末年，在其部落首领鬻熊的带领下，投归周文王，并参加了周武王灭商的战争。因此，受封为楚子，立国于楚水、楚山之间（今陕西商县一带），此时，可算是楚正式立国，鬻熊为楚国的第一个君主。周成王时，封鬻熊的曾孙熊绎于睢山一带（后改名荆山，今湖北保康县），都丹阳（今河南淅川县南的龙城）。此时的楚国比在商时略大一些，但仍属四等的子爵小封国，其疆域不过方圆三百里。后来经过不断吞并和蚕食邻近小国而日益发展壮大起来，到春秋战国时期，已成为雄踞南方，问鼎周室，饮马黄河，称霸中原的泱泱大国。楚，作为一个古老的部族和国家，其历史绵延有两千多年。楚人的历史活动与夏、商、周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楚国的形成和发展与中原国家始终交织在一起，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相互融合。

　　周口市位于河南省东南部，属黄淮平原。这里地势平坦，河流纵横，土质肥沃，四季分明，十分适宜人类的生息、繁衍。很早就有人类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活动。目前，全市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就有172多处，主要有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屈家岭文化、龙山文化等。二里头文化、岳石文化，商、周时期遗址有137处。这里是楚文化、东夷文化、中原文化的交汇地带。夏以前，主要是东夷族属的太昊部落在此活动。夏、商时期，曾建立一些小的方国，臣附于夏、商。周初为陈国的封地。春秋以降，楚国为了北上中原，开疆拓土，多次对陈用兵，灭而又复。陈国积弱，依附于楚，惟命是从，稍有不恭，即被吞噬。实际上陈已成为楚的附属，陈地已成为楚的势力范围。公元前478年，楚灭陈，陈成为楚之陈县。公元前278年，楚顷襄王迁都于陈，并扩建陈都，名陈郢。38年后又迁都安徽寿春，陈成为楚后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周口大部分为陈之地，春秋以降，成为楚的势力范围。在其境内众多的文化遗存中，有不少为楚文化遗存。笔者结合考古材料，踏着历史的足迹，寻觅一下周口境内已发现的楚国文化遗存。

　　一、楚都陈郢故城

　　陈郢故城，即今河南淮阳城关一带，位于黄河冲积扇南沿的颍水中游，淮阳的得名，同横贯中国东部的淮水有关，古代山南水北称阳，因其在淮水之北，故名。

　　淮阳本为陈国故都，公元前478年，楚灭陈国，设置陈县。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占郢都，楚顷襄王徙都淮阳，仍沿用“陈”的旧名，亦称陈郢。《史记·秦始皇本纪》说：“二十三年，秦王复召王翦，强起之，使将击荆。取陈以南至平舆，虏荆王。秦王游至郢陈。”吴熙载《资治通鉴地理今释·秦纪二》“郢，河南陈州府。”可见顷襄东迁后，陈城亦称“郢”、“郢陈”或“陈郢”。公元前241年（楚考烈王二十三年），楚考烈王迁都寿春。楚都陈时间，共约38年。

　　楚都陈郢故城的地望，就在今天淮阳县城及城关一带。《水经·沙水注》云：“[沙水]又东南迳陈城北，故陈国也。……后楚襄王为秦所灭，徙都于此，文颍曰西楚矣，三楚斯其一焉。”关于陈郢的规模，《淮阳县志》说城周“九里十三步。”而《元和郡县图志》则云：“陈州州城枕蔡水，周回三十里。”前者指内城，后者指外郭。经考察实测，城址平面略呈方形，内城即今淮阳县城。周长4500余米，外郭城周长15000余米，采用东周时期习见的大圈套小圈形式，亦即内城外郭的格局。

　　1980年5月至6月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陈郢故城内城进行试掘，获知最早的城墙叠压在最下层，高度在2米以上，夯土筑成，夯层厚约10厘米，始建于春秋时期。史书记载，楚于公元前534~前530年之间，曾派公子弃疾率师灭陈，以陈为楚之别都，为了北图中原，在方城之外设立了陈、蔡、东西不羡等重要军事据点，称为“四国”。楚灭陈后，曾对陈城进行两次大规模的修葺。第一次是在公元前478年~前467年之间，楚惠王灭陈之后。这次是从城垣外侧对城墙进行修筑，增宽1.5~2米，加高1.5米。夯层厚10~15厘米，夯土中夹有板瓦、筒瓦等残片，还有铁器和蚁鼻钱等。

　　第二次修复的时间在战国晚期楚都陈之时，约于公元前278年~前241年之际。这次仍是从外侧对城墙进行加固。城垣增宽4.4米，加高1米多。夯层厚12~17厘米。由于夯筑的时候，两旁需要夹板，两板之间要穿上木棍，以便从中间填土夯打，所以在夯土墙的侧面常常留下夯筑时所使用的木板痕迹和一排排的木棍洞，从木棍洞中往往留有木炭的痕迹来看，在夯筑墙体以后，并未将木棍抽出。这种夯筑技术与洛阳东周王城城垣的作法相同，应是中原城市文化的特征之一。从陈郢城垣夯土保留的木棍洞来看，可知木棍直径16~31厘米，横木分四层，上下两层的间距为5~10厘米，左右相邻的两根间距为4~6厘米，同东周王城相比，木棍较粗，间距较密，因而所筑墙体更加坚固，这次附加的夯土中，发现有板瓦、筒瓦、盆、釜、残片和蚁鼻钱。

　　关于楚都陈郢的布局，在今淮阳县城东北部的老衙门一带，迄今仍保留着高约五米的大型夯土台基，大约是楚宫室遗存。

　　周口市文物考古管理所在县城内配合基本建设进行文物勘探时，在距现地表10米左右不时发现有春秋、战国遗物，如板瓦、筒瓦，建筑遗迹如夯土、房基等。

　　二、淮阳马鞍冢

　　马鞍冢位于淮阳城东南5公里的大连乡瓦房村西100余米处，两冢南北相连，状若“马鞍”，故而得名。1981年~1983年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周口市文广新局联合对马鞍冢进行了考古发掘。北冢为2号墓，封土高约4米，平面为“甲”字形，墓向东，墓口东西长16.6米，南北长15.3米。墓圹四壁有7层台阶，墓室系夯筑而成，室内棺椁已朽，随葬品都已被盗，东部有一残长9米的斜坡墓道，墓道两壁镶有壶形铜片，并插有旗杆。冢西的1号车马坑，南北长35米，东西宽4.72米，西部正中有两个斜坡形通道，坑内随葬车8辆，马24匹，狗2只。马头朝西，多数放在车前，腿北脊南，排列有序。车靠东壁，马是杀死后有意摆放的。坑南部有肩舆及成排的泥塑马。西北隅置有鼎、敦、壶、钫、盒、簠、簋、豆、高足壶、匜 、箕等陶器。这批陶器全为泥质，以灰陶居多，少数为棕陶。烧造火候较低，松软易碎，均非实用器物，部分器表涂有朱绘或褐彩。陶器中以鼎最多，有的带盖，有的无盖，有的圜底，有的平底，但多为兽面蹄形足，足较高，有的鼎足有刀削痕迹。敦状如圆球，上下部分形制相同，均有三个钮，只是上部的钮较小而已。盒的上部如鼓球，子母口，矮圈足。壶有弧形盖，侈口，束颈，鼓腹，腹部有两周凹弦纹及一周带状朱绘。钫有方形盖，方口，鼓腹，圈足外侈，下腹部有带状朱绘一周。簠，折腹较浅，曲尺形四足微侈。簋有两种，一为圆座，一为方座。豆为浅盘细高柄，喇叭足。高足壶为高直颈，球腹，细高柄，喇叭状圈足。

　　南冢即1号墓，封土高约2米，墓向东，平面为“中”字形。墓室东西长14.5米，南北宽13.48米，墓四壁有五层台阶逐层收缩，为夯土筑成。墓室东西两面各有一斜坡墓道，东墓道残长约6.5米，宽约4.2米，两壁上镶有壶形铜片，地上铺编织物，应是主墓道；西墓道较窄，残长约8.6米，宽约3.6米，地上也铺编织物，但壁上未见壶形铜片。南冢的2号车马坑，南北长40米，东西宽3.7米，东壁偏北有一长4.6米的斜坡通道。坑内随葬车23辆，泥马20多匹，旌旗6面。泥塑马的高度约为真马的二分之一。身上或涂白色，或涂黑色。没有按照驾车的马数摆在车前，而是分置于坑北部的两侧。有的站立，有的伏卧，有的奔跑，姿态各异。旌旗发现于坑的南半部，旗杆清晰，下有旗墩，顺车马坑方向放置，旌旗均压在车辕上，原来竖插在23号战车上的红色旌旗，旗的两面均有用海贝缀成的多组梅花饰，一面每组8枚，另一面每组4枚，排列整齐，颇为罕见。车的木质构件虽朽，但象牙、骨、铜、铁质饰件齐全。由于坑窄车多，车的排列较为拥挤，南部12辆分为2排6组，车箱紧靠坑壁，两辕多相互交叉置于对方箱上。其余的车置于坑的中间，辕向南北或西南。

　　两座车马坑共随葬车31辆，大多为单辕车，也有双辕车。除双辕车服马1匹外，单辕车多为1衡2轭，驾车马数有2匹、4匹、6匹三种。从用途上看，有战车、安车，还有共乘坐游戏的小轮车。战车的车箱不太高，长方形，有的有后门，有的无后门。安车车身较长，有的分前后室，均有车盖、车耳。轮在车耳下，不暴露于外，车盖形制各异。

　　马鞍冢是一座合葬墓，在时间上虽有先后之分，但相差无几，应为同一时代的墓葬。据出土器物判断，晚于湖北江陵望山1号墓，而早于安徽长丰杨公楚墓，应是战国晚期楚都陈时的墓葬。

　　马鞍冢南冢（1号墓）为“中”字形大墓，附属该冢的2号车马坑随葬23辆车，而淅川下寺楚令尹王子午墓车马坑仅随葬车7辆，前者几乎是后者的三倍半。坑内除出土6面旌旗外，还发现错金银龙首辕头，表明墓主人的身份是相当高的。根据河北平山县中山国王墓、陕西凤翔秦公墓、辉县固围村魏国王公墓等均为“中”字形墓来看，马鞍冢1号墓的墓主应是楚的国君。根据文献记载，楚顷襄王于公元前278年徙都于陈，卒于前263年秋，时间正好吻合。当时郢都为秦军占领，没有“归宗”条件。公元前241年，考烈王避秦而迁都寿春，迄楚灭亡仅18年，时间短暂，内乱不止，又无迁陵的可能，因而只有埋葬在陈郢附近。因而南冢墓主可能就是楚顷襄王。

　　北冢为“甲”字形大墓，从其形制及随葬车数来看，墓主人身份当低于南冢墓主，因而北冢当为南冢的陪葬墓，死者可能为楚顷襄王的人。（未完待续） 

　　李全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