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家口历史文化追溯之七

　　王爱民

　　张家祠堂

　　捻军进入山东后，于十月上旬多次抢渡运河未成，在探知潘鼎新部、刘传铭部、刘秉璋部、刘松山部，张树珊部像轰不走的苍蝇似的，已从不同方向撵到山东，企图四面合围、包自己“饺子“的图谋后，赖文光、张宗禹等捻军首领果断决定挥师西进，脱离强敌。于同治五年（1866）十月十三又杀回豫东，再一次跳出曾国藩精心布设的罗网。为扭转被动处境，捻军将领研究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由赖文光、任化邦率领3万多人，由中牟杀回山东，力争攻破清军的运河防线，转战到群众基础好、较为富庶的运河东岸一带，筹集粮饷，扩充兵员；由张宗禹、张禹爵、邱达才率领4万之众，西进陕、甘，联络当地的回民反清力量，以为犄角之势。捻军由此分为东西捻军，这对于曾国藩而言，无疑更是雪上加霜。此时的捻军，虽经曾国藩统领的六七万大军无情围剿一年零五个月，其间着实打了一些败仗，但元气未伤，仍保持着旺盛的战斗力。就在清廷群臣明争暗斗的时候，捻军却当仁不让，乘隙捣虚，依然采取长途流动，诱敌追随；灵活设伏，回师反杀的战术，连获大捷。东捻军先在山东济宁张家集击败潘鼎新部，阵斩总兵王友道；后在湖北安德府臼口镇附近的罗家集，聚歼湖北巡抚曾国荃统领的四个营，重伤郭松林，阵毙总兵张风鸣、副将钟光斗，游击杨爵发等。仅隔半个月，又在湖北安陆倒河湾，全歼淮军树字营，斩杀淮军悍将张树珊。张树珊战死后，曾国藩、李鸿章专门上奏清廷慈禧太后、同治皇帝，说张树珊曾经驻守周家口，纪律严明，商民感戴，听说张树珊殉难之信，市民为之巷哭，纷纷营斋营奠。并请于周家口南寨建立专祠，以酬遗爱。恳天恩准于周家口为张树珊建立专祠，以慰民恩，而褒忠节。后来皇上恩准于周家口南寨建立了专祠，周家口老百姓称之为张家祠堂。曾国藩、李鸿章给慈禧太后、同治皇帝的奏疏刻制的两通碑文，镶嵌在张家祠堂的院内的墙上。碑文记载了张树珊经历的战事，特别是对太平天国遵王赖文广率领东捻军转战湖北，屡挫清军记载甚详。张家祠堂现在市越调剧团院内，两通碑文现在在于市博物馆。正是冤家路窄，时隔不久，东捻军在尹隆河与淮军王牌刘铭传部相遇。刘铭传自恃有洋枪洋炮，战斗力强，紧跟不舍，找捻军决战。为了摆脱纠缠，赖文光、任化邦决定以战去战，与刘铭传部血拼一场。采用太平军的“伏地阵”战术，由赖、任、李、牛四位首领，各在本部挑选精锐勇士，预设埋伏，然后以少数骑兵寻刘铭传部挑战，战不多时，即佯输诈败，引诱淮军相对集中到伏击地域后，预设勇士手持利刃，勇猛地从四面八方冲杀而来。捻军勇士一个个舞刀挥剑，奋不顾身，尤其以贴身靠近的近战战术，使淮军的洋枪洋炮失去了优势，变成了烧火棍不如的累赘。兵败如山倒，刘铭传部溃不成军，兵勇顿作鸟兽散。副将当场阵亡，幸得湘军鲍超霆率军及时赶到，刘铭传才得以保住小命一条。西捻军亦不甘落后，先于华州斩杀湘军七八百人，继之又取得灞桥大捷，歼灭湘军三千多人，收降数千人。这段时间，也许是曾国藩自咸丰三年（1853年）办团练统军以来最不光彩的一段，最黑暗的人生历程。捻军越剿越多，捻势越剿越涨。这样的结果，当然是清廷所不愿看到的。究其原因，自然而然便认为是因为曾国藩的无能所造成的。老牛破车，江河日下，怎能担当起剿捻大任？这种看法，终于促使慈禧太后下定了阵前换将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