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爱民

　　京汉铁路缘何放弃开封选择郑州？《清史稿·交通志》上就珍藏着这段历史的真相，记载着１００多年前京汉铁路选址的“内幕”。确定修筑京汉铁路，以及决定这条路不走开封而拐个弯儿走郑州，是因为晚清大臣张之洞的一番慷慨陈词。 

　　张之洞，一个小个子大胡子、“遇事敢为大言”的河北南皮人，被孙中山誉为“不言革命的大革命家”，是他改变了郑州和开封这两座城市的命运。张之洞在奏折中历数修建京汉铁路的八大好处（利八），力排众议，阐述了京汉铁路从郑州经过的理由：“德济一路，黄河岸阔沙松，工费太钜。臣以为宜自京城外之卢沟桥起，经河南达于湖北汉口镇。豫、鄂居天下之腹，中原绾毂，胥出其涂。铁路取道，宜自保定、正定、磁州，历彰、卫、怀等府，北岸在清化镇以南，南岸在荥泽口以上，择黄河上游滩窄岸坚经流不改之处，作桥以渡河，则三晋之辙下于井陉，关陇之骖交于洛口，西北声息刻期可通。自河以南，则由郑、许、信阳驿路以抵汉口，东引淮、吴，南通湘、蜀。语其便利，约有数事。内处腹地，不近海口，无引敌之虑。”

　　从有人倡言兴建铁路开始，中国铁路干线布局设计就有多种多样的说法。面对激烈的争论，清政府于1889年2月下令沿海、沿江各省督抚发表意见，结果多数督抚反对，少数态度不明。而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上书主张修筑芦汉铁路，他的一道奏折使争论尘埃落定。张之洞的高明，一在从经济着眼，一在持论中正，善于调解矛盾。　　  

　　一般大臣倡言修筑铁路，多从军事角度考虑，其中以著名爱国将领刘铭传最具代表性。1880年，刘铭传上书要求大举兴建铁路，他认为：“自古敌国外患，未有如今日之多且强也。”中国幅员辽阔，仅与俄国接壤的边界就“绵亘万里”，而各通商口岸，又都有列强驻兵。中国军队虽多，但分守各地，调集极其困难。“唯铁路一开，则东西南北呼吸相通，视敌所趋，相机策应，虽万里之遥，数日可至，百万之众，一呼而集……十八省合为一气，一兵可抵十数兵之用。”

　　张之洞则经济与军事并重。他首先从清王朝巨大的贸易逆差说起，认为每年2000万两的逆差是个大问题，如果听之任之，“以后万不可支”，只有在中国腹地修建铁路，使“机器可入，笨货可出”，山乡边郡之产大量出口，从而消解对外贸易中的巨大逆差。

　　他提出应该首先修建从卢沟桥经河南到汉口的铁路，认为“豫、鄂居天下之腹，中原绾毂，胥出其涂”，有了这条路，则可经井陉修支线到山西，经洛阳修支线沟通陕西、甘肃，还可“东引淮、吴，南通湘、蜀”。这样就可“经营全局”，既便于国防，又“内处腹地，不近海口，无引敌之虑”。

　　张之洞在奏折中批了其他几种线路设想，认为翁同和等人主张为巩固国防在边疆修筑铁路的设想无补于全局，且人烟稀少，铁路无法赢利，“不足以自存”。而清江至北京的线路要经过黄河下游，那里“岸阔沙松”，建造黄河桥“工费太巨”。而有了芦汉铁路，东南漕米可由镇江以轮船溯江而上，抵汉口后转运京城，可完全替代清江到北京铁路的作用，又避免了“引敌”之虑。

　　在这道“撬动”历史铁轨的重要奏折中，张之洞甚至设计了芦汉铁路的具体线路：从保定、正定、磁州南下，经“彰（今安阳）、卫（今新乡）、怀（今焦作）等府”，在荥泽口以上，“择黄河上游滩窄岸坚经流不改之处，作桥以渡河”。过黄河后，则“由郑（今郑州）、许（今许昌）、信阳驿路以抵汉口”。从张之洞设计的具体线路看，他把黄河桥看作修筑芦汉铁路最紧要的环节，整个设计思路都以此展开，大约在当时的技术和资金条件下，他不得不这样考虑。而这样一来，当时的河南省会开封就被他轻轻放过了。开封一带的黄河，是著名的悬河，被称为黄河的“豆腐腰”，如果选择从开封建桥，则不但建桥投资大，建成后的风险也非常大。

　　从这道奏折看，张之洞对黄河相当了解，荥泽口是当时著名的黄河渡口，位于郑州人说的“邙山头”附近。黄河在孟津县会盟镇流出峡谷之后，南岸有黄土堆积的邙山相随相伴，孟津以下，洛阳、偃师、巩义、荥阳，都有土质坚硬的邙山作为河道的天然屏障，直到郑州郊区距花园口不远的地方，邙山才戛然而止，这里就是俗称的“邙山头”，从这儿向东，是黄河南岸大堤的起始点。张之洞所说的“滩窄岸坚经流不改之处”，指的就是“邙山头”，正是有了“邙山头”，张之洞设计的芦汉铁路才拐了一个弯儿从郑州经过。可以说，正是“邙山头”的存在，才让历史再次眷顾郑州，成就了古老商都二十世纪的振兴之路。

　　历史的真相证明，袁世凯没有干预京汉铁路在周家口的修建，与京汉铁路擦肩而过的真正原因是由于客观的地理因素造成的。袁世凯为了照顾家乡使京汉铁路西移的说法，只不过是民间的猜测和臆想而已，应该还袁世凯一个清白。（完）

　　拐弯之谜的历史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