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天瑞

　　以前的农村，精神文化生活非常匮乏，农民如果能半年看一次黑白老电影，那就是很大的精神享受。

　　那个时候，还没有电视，特殊时期，剧团解散了，曲艺“洗手”不干了。那个时候，电影新闻纪录片，只剩“两位明星一个人”：两位明星是越南和阿尔巴尼亚，一个人是西哈努克亲王。那个时候，电影故事片只有“三战一队一个兵”：“三战”是《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一队”是《平原游击队》，“一个兵”是《小兵张嘎》。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次，降临黄村的不是暴风乌云，而是和风彩云。这次，降临黄村的不是灾祸，而是福气。黄村来了一个人，老百姓不知他叫什么，只知他姓钟，是上级派来的坐队干部，可他从来没在村里搞过大批判。有人悄悄问他，从哪里来？是什么官？他反复只说一句话，不是官、不是官。老钟来了不久，黄村人就发现，百姓们一个月就能看上一次电影，虽然还是“三战一队一个兵”，但心里却是格外满足。

　　太阳偏西，电影队坐着生产队的马车来了。电影场还是在南地——村南头。三位放映员跳下马车，卸下机器，立即忙活起来。首先是挂银幕。放映员们抡开铁锤，打好地脚，架上银幕杆，拉紧银幕绳，撑起银幕布。人们仰面看到那蓝天下高高挂起的洁白银幕，不由得欢欣鼓舞。孩子们更是奔走相告。他们知道，银幕挂起来，幸福马上就要降临了。

　　看样子，老钟和放映员们很熟悉。不过，老钟只说几句话就匆匆走了。紧接着，放映员们便忙着抬出发电机，摆开扩音机，接上稳压器，吊起扩音器，架起放映机，装好电影胶片。太阳落山，火烧云染红了西天。放映员们熟练而又利索地做着放映前的准备工作。

　　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有熟悉的、有不熟悉的，大家互相打着招呼。电影场上，人越来越多，有坐在地上的、有坐在马扎上的、有坐在凳子上的、有坐在鞋上的、有小孩坐在父母肩头上的、有年轻人坐在高高树枝上的，还有坐在银幕后头看“反电影”的……电影场上，说话声、喊叫声、打闹声、欢笑声……此起彼伏，热闹非凡。

　　“叭”的一声，放映机前的大灯泡亮了。“嘣嘣嘣”，老支书拍响了话筒。大家的说话声慢慢消失了。老支书说，今天晚上放映《地道战》。顿时，掌声响起来。本来，老支书还想说点什么，叫好声把他的声音淹没了。无奈，老支书只好宣布，现在开始放映。突然，大灯泡灭了。随之，大银幕亮了。

　　《地道战》，是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一部战争电影，讲的是抗日战争时期，为了粉碎敌人的扫荡，河北冀中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新利用地道战的斗争形式，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故事。在黄村，每当讲起电影《地道战》，无论从何处讲起，很多人都能对答如流。每当唱起《地道战》插曲，男女老少都能随之歌唱：“地道战，嘿，地道战，埋伏下神兵千百万，嘿，埋伏下神兵千百万。千里大平原展开了游击战，村与村、户与户地道连成片，侵略者，他敢来，打得他魂飞胆也颤，侵略者，他敢来，打得他人仰马也翻……”

　　电影放映结束，虽已时至深夜，但大家仍是兴高采烈、兴奋异常，欢声笑语撒满回家路。

　　那时，我曾问过玩耍的孩子们，最喜欢看哪部电影？他们异口同声说，张嘎子。《小兵张嘎》，真实地塑造了一位少年英雄。他那刚强倔强却又聪明伶俐的性格，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小观众。尤其是，当群众为掩护他遭受伪军毒打时，他敢于挺身而出说：“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八路军，与他们没有关系。”当敌人把他关在炮楼里进行拷问时，他敢于咬住敌人执鞭的魔手。除此之外，他还是一个调皮活泼、天真淘气的孩子，时而不讲道理地堵上胖墩家的烟囱，时而违犯组织纪律将缴获敌人的手枪藏在鸟窝里……他的勇敢令人鼓舞，他的淘气招人喜爱。在黄村，我经常看到孩子们排队高唱《参加八路军》：“打仗最好子弟兵，杀敌全靠自己人，杀敌全靠自己人。老乡们，老乡们，大家想要得解放，快快参加八路军，快快参加八路军……”

　　我问孩子们，看过几次张嘎子了？孩子们说，天天看。我就笑。孩子也笑，笑着笑着就跑远了。

　　不到一年时间，老钟被调走了，黄村人也很难看到“三战一队一个兵”了，精神文化生活继续匮乏。

　　然而，当时代走进艳阳天，虽然老电影解放了，但农村看电影的热潮并没有再次掀起，因为，电视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