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军朝鲜

　　四、进军朝鲜

　　军情火急，吴长庆从天津遄返登州后，没等朝廷正式旨意到达就下令做开拔前的准备工作。袁世凯不仅帮办前敌营务的各项差使，还作为吴长庆的特别信使，往返于天津和登州之间。这既是吴对袁世凯的信任，也是吴长庆刻意栽培的良苦用心。总督张树声及吴长庆在天津的朋友都是袁世凯代为拜谒的对象。

　　经过近一周的准备，8月17日（七月初四）吴长庆率领两营四哨先行开拔。吴长庆亲带三哨亲兵与丁汝昌乘旗舰“威远号”，另两营一哨分乘招商局的三艘商船“镇东号”，“日新号”，“拱北号”同时开拔，军舰“泰安号”负责运输粮械军火。朝鲜吏部参判金允植和带着大量书信刚从天津返回登州的袁世凯乘“威远号”同行，幕府僚员张謇、朱铭盘、周家禄等人亦同船前往。

　　林明德先生在《袁世凯与朝鲜》一书中说：“袁世凯与茅延年于初二日即登上‘日新轮’，同船的还有朝鲜官员金允植等。初四日，吴（长庆）与丁（汝昌）同乘旗舰威远（载三哨）……随后。另两营乘南洋兵船继往。翌日中午，全队拔锚启行。”①这里有个小细节需要澄清，袁世凯赴朝是搭乘“日新轮”，还是旗舰“威远”号？对此问题曾困顿我许久，然仔细研究后终于明白：其实两者并不矛盾，只是需要分段厘清而已。

　　充分研究上述资料后，我又猛然想到去参阅世界地图。在放眼地图的那一瞬间，所有疑团便瞬间烟消云散。如果把天津、登州、仁川三地串起来，几乎就是一条直线，而登州正在天津和仁川的中间。这样最合理，且有史料可以佐证的解释就是：招商局的“日新号”客轮在天津被北洋征用，作为庆军赴朝的运兵船。8月15日，袁世凯、茅延年作为吴长庆的特别信使，当时需从天津返回登州；金允植作为清军入朝向导亦需要随船东渡，于是三人同乘“日新号”客轮首先由天津前往登州。

　　金允植在其著作《天津谈草》中，对这次旅行有较为详细的记载。这也是他与袁世凯的第一次会面：

　　“七月初二日（8月15日）袁慰廷谈草：

　　时余随军东出，遇慰廷于“日新”船中。名世凯，年二十四，河南亳县人，官中书舍人。现带吴营军行司马。其父、叔皆显官，为人乐易，英俊有壮志。自言少不喜读书，留心兵事。仆从数十人，皆武艺精熟，谨受节制。论我国事，亦通达无碍，令人惊叹。

　　袁书示曰：“吾欲提劲旅数百，直入京城，何如？”

　　余曰：“未为不可。到仁川后观机酌行，恐好。”

　　见其头发半白，问其故，答：“弟少孤，有志四方，游历天下，偶得失血之症，以至早白。”

　　余曰：“正当登画麟阁之年，已有潘毛彪斑之叹。发短心长，壮气不磨，正复早白何伤。犹愿随时保啬，为国自爱。”

　　袁称谢。”②

　　金允植这段关于袁世凯的描述，字数不多但耐人寻味的东西却不少。因篇幅所限，我在本文只解析两点，以为引玉之效。首先，从相貌颜值看，袁世凯虽“英俊有壮志”，但二十四岁的年龄已经“潘毛彪斑”，令金氏印象非常深刻。“潘毛彪斑”，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少白头。典故中的“潘”，指西晋潘安，亦名潘岳，字安仁，河南省中牟县人（今中牟县大潘庄），中国历史上著名帅哥，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帅哥的代名词。不仅人长得美，文才也很了得，和陆机号称“潘江陆海”。但其因才被妒，仕途很不得志。三十多岁时因惆怅，潘安浓密的黑发中平添不少银丝，于是“潘鬓”就成了中年鬓发初白的代称。

　　其次，从金允植记录的这段文字中我们还可以感受到一种现象，那就是当年中朝文化交流中的不对称性。一个朝鲜官员，对中国历史掌故用起来驾轻就熟，得心应手，如同母语，这就说明，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学习和掌握，及他们所达到的国学造诣，并不比中国的士大夫们有什么逊色。与之相反，多数的中国官员，即使是那些常年在北洋官署主管朝鲜外交的官吏们，对朝鲜的历史和文化又能有多少了解？他们抱着天朝上国的自豪感，双目仰视，素餐尸位，完全不屑于对东方附属国倾注任何心血。而一个刚刚出道、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在当时信息闭塞、资料匮乏的背景下，通过什么途径对朝鲜进行如此深度了解的，我们已经不可尽知，但其铭记使命，“通达”出使国状况，是不争的事实，其心无旁骛、恪尽职守的从业精神从这件小事亦可见一斑，这大概也是他刚刚出道就能很快出人头地，引发各方瞩目的关键所在。所以，当袁世凯殚精竭虑，有备而来，对朝鲜国事“亦通达无碍”的时候，金允植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惊叹之余，他不得不对这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刮目相看。

　　金允植（1835年~1922年），字洵卿，号云养，朝鲜近代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朝鲜“事大党”领袖级人物。同时金还接受朴珪寿开化思想影响，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东道西器”，所以被史家称为“稳健开化派”。金允植一生著作颇丰，他用汉语文言文著有《云养集》《壬甲零稿》《天津谈草》《阴晴史》《续阴晴史》等。他是袁世凯交接的第一位朝鲜权臣，也是后来袁世凯驻节朝鲜时的坚定支持者，正如金所说：“自是（指两人在日新轮中相遇）与（其）同起居。回国以后四五年之间，无日不晤，口谈笔说，不可胜收。”③在此后的二十年中，无论中、朝、日三国的关系怎么风云变幻，两人的友谊却始终不渝。袁世凯先于老者辞世，金允植作《祭中华民国大总统袁公世凯文》，以哀悼亡去的少友。

　　下面我们不妨再讲两件事，既能向各位说明之后几天航海途中，“威远号”上还发生了什么故事，又能帮助我们搞明白一个问题，为什么我要这么肯定地对你说：到登州后，金允植和袁世凯一同改乘了旗舰“威远号”？

　　据确切的史料记载，舰队起航的第二天，即8月18日，吴长庆和金允植在“威远号”上进行了一次长时间、大篇幅且有记载的笔谈。吴从金那里对朝鲜进行了全面的了解，内容包括：官员素质，交通状况，地理地形，货币米价等重要情报信息，吴长庆甚至还想将张謇代为起草的拿出来征求金允植的意见。对《谕朝鲜檄》，金允植婉转地发表了自己的不同意见。

　　“金：先不必声讨，须好言诱之，以安其心，然后图之似好。

　　吴：本如此办，但恐昰应未肯即至耳。

　　金：以势言之，现今日（本）人滋事，彼不得不款附中国也。”

　　金允植不愧朝鲜近代名臣，一语便道破李昰应政府所面临的内忧外患，及其不得不依赖中国援军摆脱困境的窘迫境地，表现出一个政治家对局势发展的敏锐把握和政治谋略。

　　据吴长庆8月21日写给张树声的书信记载，庆军先遣舰队于8月20日辰时行抵朝鲜仁川附近海域。“辰时”，用今天的计时方法说，也就是当日的早晨七八点之间。但日军早已在仁川集结，当时仁川港内已停泊日本军舰、商船共七艘，陆军一营。附近的仁川海面还有两艘英、美的舰只。那时的仁川港设施简陋，狭小逼仄，已经拥挤不堪，“帆樯相望”④，此时庆军如果强制进入港口，两队人马难免擦枪走火，节外生枝。吴长庆当机立断，下令进泊内港马山津海域就地抛锚，然后派丁汝昌、袁世凯先赴朝鲜沿海一带，勘察地形，另外寻找适合舰队停泊的新的登陆点；又令马建忠、金允植、鱼允中对朝鲜局势加紧侦查，做到知己知彼。

　　丁汝昌带领袁世凯划舢板往来海岸各处，进行实地勘察测量。中途遭遇退潮，舢板船搁浅在海滩上。丁汝昌带领大家弃船而行，他们赤着双脚在砂石碎岩间行进。等登岸的时候，袁世凯的两足已磨出了血，皮开肉绽。袁依然咬牙坚持，在滩涂礁石间跑来跑去，观测查看，从没有喊苦叫累。登船后袁依旧淡然处之，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丁汝昌很感诧异，笑着夸奖袁世凯，“纨绔少年，亦能若是耶？”⑤

　　经过数公里的徒步跋涉和测绘打探，吴长庆、丁汝昌等最后将仁川西一百多里、条件较差的南阳湾马山浦确定为清军的登陆集结地。

　　（未完待续）

　　注：

　　①林明德著，《袁世凯与朝鲜》，【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中华民国七十三年十二月再版，第17页

　　②金允植著，《天津谈草》，转摘于《袁世凯全集》，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7月出版，第一卷，第15页

　　③同上

　　④沈祖宪、吴闿生编著，《容庵弟子记》，中华民国二年二月校印，第一卷，第5页

　　⑤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