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涛

　　１０月２６日《长江商报》报道，判决时间是６月４日，而开庭时间却是６月１２日，判决书竟然“早产”了？１０月２５日，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法院称，由于工作疏忽造成笔误，已对判决进行了更正，将判决时间改为６月２４日。 

　　笔者希望，判决书“早产”的原因真如该案的审判长何国琴所言，“是工作疏忽导致，打字员打错了，校对也没有发现”。然而，即使是这样，法律的尊严和法官的形象也会在人们心目中打一个折扣，令司法为之蒙羞。

　　但是，出现“早产判决书”的不仅仅是黄州区法院，还有一些法院的法官对待判决书的草率态度同样让人震惊。据报道，四川某市法院一份民事判决书中有５处错误，甚至将“原告、被告”都弄颠倒了；某地级市两级法院，两年内有２４件判决书写错了刑期，有份判决书刑期竟然错算了１１年。

　　对于法官来说，写判决书不过是他们无数工作中的一个，但是，对当事人来说，这却涉及他们的权利、义务，以及财产、名誉甚至自由、生命，因此，判决书如何写，不仅仅是简单的文字叙述，而是案件审理过程重要组成部分，绝对马虎不得。

　　然而，我们不但有“早产判决书”，有错字百出的判决书，更有别有用心的法官制造的“鸳鸯判决书”。湖北省某中院出现过这样一起案件，在同一案件中，原告、被告所持的同一文号的民事判决书，出现了多处不相同的内容，原来，法官给原告的判决书内容是对原告有利的，给被告的则是对被告有利的。如果说“早产判决书”反映了法官的失职，那么，“鸳鸯判决书”则反映了某些法官滥用职权，肆意蹂躏、践踏法律的无耻行径。

　　近年来，我们在司法改革中，借助法袍、法棰等道具，试图提升法官的地位与公信力。但是，这些道具如果不能与法官内心对法律的虔诚和尊崇结合起来，“早产判决书”、“鸳鸯判决书”就有可能再次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