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 锐 韩东雨

　　四川省乐山市峨边彝族自治县黑竹沟镇派出所所长老布拉罗，在其当民警的１０年时间里，亲手抓获了包括其亲兄弟、堂兄弟在内的４８名违法犯罪的亲戚，其中有２５人被判处刑罚或劳动教养，其余的也都依法追究了法律责任（１１月１０日《成都商报》）。

　　我们无从获知老布拉罗面对被追究法律责任的亲戚时，有着怎样的心态，但笔者认为，在一个奉行法治的社会中，这种“大义灭亲”的情况原本是可以避免的。

　　首先，这种铁面无私的办案行为，违反了法律关于回避制度的规定。依据刑事诉讼法第２８条的规定，侦查人员“是本案的当事人或者是当事人的近亲属的”、“本人或者他的近亲属和本案有利害关系”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也有权要求他们回避。而在这份大义灭亲的事迹材料中，那些被作为典型事例予以列举的亲手将弟弟、堂兄绳之以法的案例，几乎都属于侦查人员“应当回避”的法定范畴。

　　同时，回避制度的规定与严格执行，有利于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且也是“让执法者好做人”的一种制度关爱。那些被“铁面无私”的派出所长亲手抓捕的亲人，除了如报道中所说的被严格依法办事之外，还可能面对两种被“特殊对待”的疑问：或者被“重罪轻处理”，或者为了凸显执法者的“铁面无私”而刻意从重处罚，而这两种可能性很大的处理方式都是有违法治原则的。

　　作为法律的执行者，首先应当遵循包括回避在内的所有法律规定，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谈执法的严明与否，谈公平与正义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