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亚腐败”现象透视

　　曾维和在《中共青岛市委党校学报》２００８年第８期撰文指出，随着我国反腐败斗争向纵深发展，公务员腐败现象得到了有效的遏制，但是各种“亚腐败”却在一些公务员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不同程度地存在，并有蔓延之势。所谓“亚腐败”是指与公务员职权相关的一切责任意识淡薄、谋取私利或浪费国家资产，有损其职业形象，但却没有明显犯法违规的思想和行为。“亚腐败”是腐败滋生的一个重要土壤，是腐败社会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具有模糊性、私利性、普遍性和衍生性的特点和多种表现形式。“亚腐败”已经构成了社会不和谐的主要因素之一，违背公平、正义的社会准则。它的危害绝不亚于腐败，对我国党风政风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社会转型期价值观的多元化、私人动机对社会职责的腐蚀、道德权威性的缺失与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是“亚腐败”产生的伦理原因。从伦理的角度治理“亚腐败”，一要树立公务员的正义观，二要铸造公务员的职业精神，三要培养公务员的责任意识，四要增强公务员的伦理自主性，五要筑牢公务员拒腐的思想道德防线。

　　乡镇社会工作人才的吸引办法

　　沈建乐在《唯实》２００８年第７期撰文指出，如何吸引人才，对于乡镇来说，是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问题。这里最主要的还是尊重人才，即有关组织和领导应努力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浓厚氛围，使人才能真正体会到人情的温暖、组织的关心、领导的信任、关系的和谐，使人才有一个能干事业、能干成事业的良好环境。其中，物质待遇和精神待遇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要建立科学合理的薪酬激励制度，做到将“薪”比心，提供有竞争力的薪酬，并让员工参与报酬制度的设计与管理。以良好的环境聚集人才，拿出重金奖励人才，从而提高对各类优秀人才的吸引力。要建立吸引社会工作人才的激励机制，并通过具有足够吸引力的激励政策，引导大中专毕业生、退伍转业军人、离退休干部投身到社会工作中来。建立好富有凝聚力的乡镇文化是吸引乡镇社会工作人才的长远之计。要切实加强乡镇综合文化站的建设，改革文化管理体制，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要切实把乡镇文化建设纳入到乡镇发展的总体规划，纳入中心村建设指标，纳入全民素质教育工程；要加大投入资金，建立乡镇文化发展基金；要抓好地域特色文化，突破“狭义”文化的范围，拓展活动内容和形式，丰富乡镇文化生活。

　　３０年来学术研究内容的三大转向

　　刘曙光在２００８年８月１４日《社会科学报》撰文指出，最近３０年来，中国学者在研究内容上有三大转向：１．从无批判或纯批判转向扬弃。改革开放以前，人们对待国外社会科学理论，是拒斥或者说纯粹的批判，仅仅把它们当作反面教材，当作自己的对立面。对待经典作家则采取教条主义态度，把他们的论述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全盘肯定、全盘接受，毫无怀疑也毋庸怀疑，并以他们的论述来评判其他各种学说，因此，那时的评判难以做到客观、公正。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真理标准的大讨论，随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深入展开，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增多，中国学者开始把政治问题和学术研究区分开来，开始融入世界学术研究社群，开始与西方学者对话，他们开始意识到：每一个研究者及其学说都有其合理之处、可取之处，也有其局限性。因此，对待国外社会科学理论，我们一开始是译介，再后来是“扬弃”，真正做到“洋为中用”。２．学术视野从国内转向国际。在研究内容上，中国学者开始把眼光由国内转向国外。一方面，力图使中国民族性的东西国际化、全球化；另一方面，也把国际学术研究的前沿问题中国化、本土化。３．学术史由通史研究转向专人专题和断代史研究，呈现向纵深发展趋势。

　　改革开放中社会风险的阶段性

　　段华明在《甘肃理论学刊》２００８年第４期撰文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转型与体制转轨，也使得中国进入了一个高社会风险的发展历程。３０年改革开放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每个阶段都有着不同的任务、深度和特点，所以呈现出不同的风险表征。改革开放初期的主要风险，是改革的理论主张与原有的意识形态发生尖锐冲突，突出表现为姓“社”姓“资”的争论。结构转型期的主要风险是市场经济深化所带来的各方面利益冲突。结构转型期是改革的攻坚阶段。整个改革能不能取得成功，关键取决于能不能协调、稳定地度过这个时期。这个时期最大的风险在于，经济高速增长条件下可能出现社会失调。改革开放进展到新世纪新阶段，社会风险已经从局部风险走向全面风险，客观上要求应对理念的与时俱进，摒弃只强调经济发展，忽视社会全面发展，倡导科学发展观，调整经济政策和社会分配政策，把经济发展观上升到经济社会全面发展观，把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扩充到可持续发展，提倡经济建设与环境和谐共处，人与自然和睦共存。从风险社会的视阈来看，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的提出，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