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俊生在《社会科学辑刊》２００８年第３期撰文指出，清代前中期因担心酿酒耗费粮食过多，政府一直限制、禁止酿酒。迄至晚清，因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窘绌、军饷筹措异常艰难，而陆续开酒曲酿造之禁，并公开征税。地方政府是酒税改革的积极推动者，也是最大的受益者。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因之也大为增加。酒税的开征在相当程度上解决了当时的军饷筹措问题，对中国近代以北洋新军为代表的新式军队的成长起了重要作用。而酒税改革未受到社会的较大阻力，主要原因则在于晚清酒税的开征及变化对民生问题的影响基本是正面的、积极的，一方面基于对酒税的开征及税率富于灵活变动性的经常调节，民间市场的粮食供给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一方面并未影响甚至壮大了民间传统酒业自身的发展势头。同时，酒税开征可以视为近代工商税发展的先行与试验，酒税税制的不断进化，为政府制订其他各业财政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在一定程度推动了晚清的税制变革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