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云在《海南师范大学学报》（季刊）２００８年第３期撰文指出，大陆“金庸小说热”包含两个层面：一是１９７０年代末期开始的金庸小说阅读热；一是１９８０年代末期开始的金庸小说研究热。两个热度之间有着相当长度的时间差。这期间，尽管１９８０年代的匿名流行所产生的经济效应和金庸自身活动所代表的社会资本已经使其被赋予一种高于同时期同类作家的象征资本，而这正是金庸获得学院体制认可和接纳的前提。但是在１９８０年代末之前，关于金庸小说的研究屈指可数，也几乎未引起关注。然而，１９８０年代末，金庸研究的沉寂局面终于被打破。但“金庸现象”与其说是自身携带的“学术价值”使然，毋宁说金庸小说是被１９８０年代末的学者借重的一个符号。通过这一途径，或得以辗转表达心境的沉沦，或接续学术路向的转变，或重新定位学者身份和想象。在这个意义上，金庸及其小说是被“发现”的对象，尤其是当它开始越来越多地与文学史分布格局发生纠结的时候，已经很难说是金庸小说或者说通俗文学冲击了文学史还是文学史的再讲述需要金庸小说或通俗文学的屡屡出场以作为对政治因素居于主导地位文学史的质疑和对抗。“金庸现象”因此或可认为是与１９８０年代话语场域不断碰撞所产生的火花，但却并未终止于１９８０年代。金庸在大陆备受关注的一年应当是１９９４年。在王一川主持的“２０世纪文学大师”排座中，金庸被安置在鲁迅、沈从文、巴金之后；严家炎称金庸的艺术实践是“另一场革命，是一场静悄悄地进行着的革命”。但“金庸热”作为一种经典化实践最终并没有落户于学院，把精英文学毫无保留地接纳，而是继续在民间生成和发展。

　　（摘自《新华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