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０余份１９４５年至１９４７年间的国民政府机密电报证实，中国曾在抗战胜利初期，尝试原子弹研制工作。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尝试研制原子弹。
两封国外密电
日本广岛、长崎遭受美国原子弹攻击后，原子弹成为二战结束后举世瞩目的“新科技”。日本投降尚不满两个月，国民党重庆政府驻瑞典大使何凤山，从斯德哥尔摩给蒋介石打了一通密电，这是驻外大使必须定期呈给蒋介石的例行“舆情报告”。电报内文是这样写的：
“据瑞典新闻社称：莫斯科科学院物理研究所，自１９３４年，在卡普甲教授督导之下，已完成分离原子之试验。据苏联发言人称，用苏联制造爆炸性原子之方法，制造原子弹，其成本较美国所制者为廉。”
１０天后，另外一封也是有关外国发展原子弹的文件，也由侍从秘书以工笔楷书誊写呈给蒋介石，这份简短报告是军统局驻伊朗德黑兰的情报官黄于安呈报回国的密电，电报声称：“据伊朗参谋本部密息，德国流亡科学家在喀尔巴阡山，造成新原子弹，较美国者简单，力大，成本亦低，英苏两方正力图罗致，确否待证。”
这两通电报叙述内容，毕竟和中国无直接关联，并未触动蒋介石的神经，而蒋介石真正起心动念，开始积极计划着手研制原子弹，还是受到他的党内对手、桂系大将李宗仁提议的刺激。
李宗仁的建议
１９４６年１月间，北平行营上将主任李宗仁，得到了一项极为可靠的情报。情报称，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期间，日本陆军省秘密派遣了一支技术人员队伍，到张家口采掘原子放射性原料。日本投降后，这个研发原子弹的小组中，有３０余人被中国共产党逮捕，其余未遭逮捕的人员，全都隐姓埋名藏匿在北平。李宗仁有意按图索骥，寻觅躲藏在北平的日本原子弹专家的下落，希望这些日本专家协助国民政府当局研发原子弹。
李宗仁汇集了所有的情报讯息，于１９４６年２月１日，打了一份报告，以密电形式拍发给在重庆的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
由于蒋介石不放心李宗仁，故而私下交付给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代局长戴笠一项任务：查明抗战时期日本在中国境内研制原子弹的详细经过。
戴笠的调查
不消两三天工夫，戴笠接连呈报给蒋介石几份密电，证实了李宗仁密电的内容。
戴笠的第二份密电到达后，由国民政府军务局上校参谋陈廷缜，转呈给蒋介石。
戴笠的调查，进一步证实日本有一名叫西野的原子物理学家，日本当局在东京设置了“理化研究院”，并且有西野专用的研究室。早在战前，日本东京大学和大阪帝国大学，以学术研究为名义，自美国进口了一部离心机，专供西野研制原子弹之用。
戴笠向蒋介石报告，假如李宗仁之前提及的西田，如果正是西野本人的话，应该赶紧派人把他争取过来，以免西野落入其他国家手中。据戴笠查证，西野的实验室已提炼铀元素２２磅，如果能把西野争取到手，不但２２磅的精炼铀掌握在中国人手上，要进入原子能研究的领域，显然是事半功倍。
为了详细理清纷至沓来的原子弹情报，１９４６年７月２４日，军政部长陈诚整合各种讯息之后，给蒋介石上了一份堪称完整的报告。针对从抗战胜利以来，那些自称能研制原子弹的情报来源，一一过滤其可行性和真确性之后，向蒋介石提出简要报告。
组建专家班底
其实，早在李宗仁向蒋介石汇报北平遗留有日本核弹专家的情报之前，蒋介石正悄悄计议着中国人自行研制核弹的可能性。负责执行此计划的，是兵工署副署长俞大维。
俞氏建议由西南联大物理系教授吴大猷担任核弹计划的专家核心。蒋介石在重庆召见了吴大猷，当即向吴表示，他已下令拨给经费１０万元法币，激活这项秘密计划。
吴大猷听完蒋介石一席谈，向其建言，发展核弹，钱不是主要的，最重要的是人才。蒋介石清楚了问题症结所在，当即向吴大猷承诺，美国退还清朝赔偿八国联军的庚子赔款，可以拨用作为奖助人才赴美国深造的经费，至于人才名单，则请吴大猷选拔开具。于是，在吴大猷带领下，包括杨振宁、李政道、朱光亚这批研习物理学的年轻学子，踏上了留学美国的旅途。
蒋介石召见过了吴大猷以后，交代兵工署副署长俞大维，应延聘人才继续积极展开原子弹研发工作。除了吴大猷教授之外，其时担任西南联大物理系主任的郑华炽、化学家曾昭抡（曾国藩曾孙）、西南联大教授华罗庚，皆为兵工署研发原子弹的核心专家。
１９４６年６月，一个以研制原子弹为核心任务的单位正式组成，按照计划，“原子能研究委员会”和早先成立的“国防科学委员会”密切配合，展开原子弹研发作业。
计划胎死腹中
然而，随着国内局势的日益紧张以及辽沈战役的开打，国民党当局军费渐呈捉襟见肘之势。为了节约经费预算，“原子能研究委员会”维持着虚有其表的空壳子。
白崇禧于１９４７年４月２１日，呈送了一份《要件演示文稿》给蒋介石，建议“请设立原子物理研究所”。
一个多月后，蒋在这份公文上批示：“目前国库支应浩繁，外汇亦须节用，所请设立原子物理研究所一案，似应缓办。”
本来计划大张旗鼓的“原子物理研究所”，最后终因内战军费支出过于庞大，蒋介石被迫忍痛割爱。计划搁置后不到３年，蒋已败退台湾，他二度准备研制原子弹，已是四五年后的事了。（摘自《南方人物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