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最新解密的档案文件显示，深圳早在４０多年前就尝试对外开放。１９６２年４月，在深圳（当时叫宝安县）正在进行对外开放的时候，一股逃港风波也突然袭来。原宝安县第一书记李富林表示，从中共建政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逃港一直屡禁不止，但１９６２年出现的大规模逃港风波来势汹汹。

　　１９６２年这次逃港风波，共有１０多万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涌入深圳，６万多人偷渡出境。这场风波惊动了周恩来总理。

　　１０万人南下深圳

　　掀起“逃港潮”

　　现在很多专家学者都认为，深港边境曾发生过两次大规模的逃港风波，第一次是１９５７年６月底至９月底，历时３个月才基本平息；第二次是１９７９年深圳建市不久。但深圳市最新解密的资料显示，１９６２年，在深圳尝试对外开放的时候，有１０多万人来到深圳要到香港去。

　　这次逃港持续时间长，波及面比较大，惠阳、东莞外流成风，广州、南海、台山、海丰、潮安等６２个县（市）及全国１２个省市自治区的群众亦相继闻风而来。宝安境内通向边境的铁路、公路客运突然紧张，５月中旬达到高潮，到７月才基本平息。据统计，从４月底至７月初的短短时间里，共１０多万人次涌入深圳，５１３９５名来自１２个省、６２个县市的外逃未遂人员被收容遣返。

　　当时传出谣言说：“英国女皇诞辰，大放三天”、“第三次世界大战快打了”，不少民众错误地感到逃港才是出路。又有人逃港成功后很快就给家里寄钱了，他们充满憧憬，不顾一切冒险前行。宝安县公安局的调查反映，当时逃港人群普遍存在“不过黄河心不甘”的思想，不听劝阻，盲目地成群结队而去。５月１３日沙湾有逃港民众４０００余人，警方对其中２００多人做了规劝工作，但仅６人愿意回家。 

　　大学生当总指挥

　　持木棒强行冲关

　　１９６２年４月２９日凌晨，边防哨兵向宝安县公安局反映，有批人聚集在梧桐山。宝安县公安局抽调６名干部、边防警察支队抽出两人组成调查工作组，配合当地一些民兵积极分子共１４人扮成外流民众，分成两个小组，分别进入梧桐山进行摸底。

　　经过一天一夜调查发现：聚集在梧桐山共有３批人，约达４００人。第一批到达的有３００多人，绝大部分是惠阳县淡水地区人。他们说，从淡水到达梧桐山已经过了３个晚上，他们有组织、有指挥，总指挥的是一名大学生。到下午６时多，这班人就逃往香港新界方向去了。另两批人从横岗方向上山，这两批人共１００多名，除了小部分是惠阳、广州等地人外，其余大部分是海陆丰、潮州等地人。他们走了几天路才来到梧桐山，准备在当晚越过新界去……

　　调查组最后形成的报告显示，这几批人大多数是１７至４０岁的青壮年，有男有女。他们每人均持有一条４尺多长的木棒。他们的总指挥说：“在冲到边界时，有人要阻挠我们的话，我们不得退步，要用棍与他们搏斗继续冲过去，甚至开枪也不要后退掉队，谁掉队就要用棍打谁。” 

　　逃港风波惊动总理

　　广东省委组织遣返

　　到港民众的增加，马上引起港英当局的注意。５月６日开始，港英当局加强对行人的盘查，凡没有证件的就抓到警署，核实属于偷渡后，立即遣返。

　　这次逃港风波惊动了中央，周恩来总理对此作了指示。为了迅速制止群众大批外流，广东省委负责人亲自来到宝安现场指挥，组织遣送逃港民众返乡。 

　　１９６２年５月２２日开始，广东从各地抽调万余名官兵，对从港英遣返回来的群众、滞留在边境的外流民众坚决遣送回乡，同时在铁路、公路沿线的东莞石龙、宝安龙岗等通往边境的交通要道和前沿主要地段，设立堵截收容站，堵截收容逃港人员。从５月２２日至７月８日止，共遣送了５１３９５名外流人员回乡。广东很多地方规定，只有凭单位证明，才能购买到宝安的车船票。

　　邓小平一针见血：

　　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

　　这次逃港风潮到底逃出多少人？据宝安县外事办的统计，１９６２年从４月下旬至５月２３日，外流出境的总人数约６万人次。据英方宣布：从４月底至９月底，由陆地边境上偷渡过去的约７万人次，最终获得成功的估计约有１．２万人。逃到宝安的有１０多万人。

　　由于大批民众要逃港，很多境外媒体借此妄图制造社会混乱。这次逃港不仅在宝安周边地区引起混乱，而且还波及到广州、南海、台山、海丰、潮安等广东６２个县（市）及全国１２个省，并在一些地区引起骚乱。

　　１９７７年１１月１１日，邓小平到广州视察，当听到广东省委汇报到宝安一带逃港风时，他敏锐地指出“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此后，宝安掀起了改革开放的浪潮，经济得到迅猛发展，逃港潮也很快消散。

　　（摘自《新疆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