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开国大典中的阅兵式，历时两个半小时，受阅部队共１．６４万余人，场面非常壮观。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威武雄壮的阵容展现在国人面前，不仅为新中国的开国盛典献上了一份厚礼，也给世界以震惊。这次阅兵是我国现代阅兵式的蓝本。以后历次天安门国庆阅兵的程序和内容基本无大的改变，仅在方队和人员的规模、数量上有所增减和变化。

　　中共领导人接受斯大林的建议，开国大典举行的时间比原计划提前了３个月

　　新中国成立前夕，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对苏联进行了秘密访问。访苏期间，斯大林曾问刘少奇，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宣布成立中央政府？刘少奇根据出国前中共中央酝酿的意见据实相告：我们目前正集中力量解决华南各省的问题，成立中央政府要在明年１月，可能是１月１日。斯大林建议：解决重大问题时固然要稳妥，要掌握时机，但更重要的是不可错过时机。我想提醒你们注意防止敌人可能利用所谓无政府状态进行干涉。这是极毒辣的一招，不能不防。刘少奇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忠告，他立刻向中共中央作出汇报。 

　　在认真审视国际国内形势后，中共中央迅速作出决定：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成立新中国中央政府，同时举行一个盛大的典礼。 

　　阅兵式地点有两套方案：一是天安门广场，一是西苑机场。最终接受周恩来意见定在天安门广场

　　新政协筹备会议在１９４９年６月１５日开始开会，７月７日过后，中共中央就成立了由周恩来为主任，彭真、聂荣臻、林伯渠、李维汉等人为副主任的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开国大典筹委会成立不久，就设立了阅兵指挥机构。这个指挥机构的领导力量很强。阅兵总指挥由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担任；副总指挥由杨成武（第二十兵团司令员）、唐延杰（华北军区参谋长）、唐永健（华北军区司令部作战训练处处长）、刘仁（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肖明（北京市总工会主席）、肖松（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北京市委书记）等人担任。杨成武兼任阅兵指挥所主任，唐延杰兼副主任。 

　　当时由阅兵指挥所正副主任杨成武与唐延杰受命主持起草了一个《阅兵典礼方案》。阅兵方案提供了两个地点供中央最后确定：一是市中心天安门广场；二是市郊西苑机场。 

　　这两套方案各有优缺点。两套方案，阅兵指挥部倾向于第一方案，但没有拿出结论性意见。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主任周恩来经过反复权衡，写下了自己的意见： 

　　毛主席总司令少奇同志阅：

　　日期在政府成立之日闭幕后。阅兵地点以天安门前为好。时间到时再定。检阅指挥员由聂(荣臻)担任，阅兵司令请朱德同志担任。 

　　周 九·二

　　最终，中共中央采纳周恩来的意见，将阅兵式地点定在天安门。

　　阅兵分列式是按海、陆、空的顺序，海军方队率先出场，这与以后历次国庆阅兵都不同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下午４时３５分，开国大典阅兵分列式开始了！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的雄壮节奏声中，海军方队走在最前面。来自安东海军学校与华东军区海军的两个方队海军军官方队和水兵方队昂首率先走过天安门，代表着新中国最早的海军。当他们通过天安门主席台时，广场上顿时群情激昂、欢声雷动。这不仅因为海军是人民军队新出现的军种，也是因为海军的服装特别——以蓝白色为基调，与草绿色的陆军服装明显不同；大檐帽、水兵帽、飘带、披肩更是海军特有的。 

　　开国大典阅兵式是按海、陆、空的出场顺序。当时的习惯叫法是“海陆空军”，如“海陆空军大元帅”。而１９５０年以后，在天安门举行的历次国庆阅兵式，都是按陆、海、空的顺序。 

　　阅兵方案中本来没有安排空军参加，开国大典前一个月中央决定新中国成立之日“空军也要出动”

　　当战车师进至天安门广场时，新中国空军分别以双机、三机编队，一批批接连飞临上空。现场气氛达到高潮。

　　１９４９年９月１日，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在传达中央关于开国大典阅兵的指示时说“中央决定在新中国成立之日，除地面部队以外，空军也要出动。”本来，阅兵指挥部报给中央的阅兵方案中没有安排空军参加。但是在８月中旬情况有了变化，人民军队的第一个飞行中队已经在北平组建了，通过半个多月的试飞、训练，已经完全具备了升空作战能力。８月下旬的一天，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在听取关于北平安全的汇报时，突然向在座的空军代表提出：你们能不能组织一个飞行队？通过天安门，接受毛主席、朱总司令和新中国领导人的检阅？当时军委航空局常乾坤局长肯定地答复可以组织一个小队，小一点的，大队也组不起来。军委航空局最后敲定，１０月１日那一天，将有１７架飞机通过天安门上空。这几乎是当时人民空军的全部家底。 

　　开国大典那天，为了显示人民空军的力量，第一批９架战斗机飞过天安门之后，兜了一个大圈，跟在教练机后面，又飞过天安门一次，给人感觉是共有２６架飞机。而在场的外国记者也没能看出个中奥秘，他们在随即发出的报道中声称“一共有２６架飞机参加了编队飞行”，并惊呼“中共一夜之间有了自己的空军”。

　　（摘自《北方周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