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华 曹一 文/漫画

　　近日，随着“钓鱼执法”事件的调查处理被关注，交运部门执法是否合法、合理、合情成为社会公众热议焦点。11月5日《南方周末》评论版“读者来信”栏目刊登了西安一名运管人员的来信，信中自曝运管部门有令不行的目的就是为了罚款，而罚款也是不得已为之，只为养活自己。(11月9日华商网)

　　吃饭是天底下头等大事。运管部门执法人员不去罚款就无法养活自己，因而把不该罚的也罚了，甚至搞“钓鱼执法”，进行栽赃诬陷，制造“黑车”，如此倒是情有可原，毕竟生活所逼，真不好责怪。

　　问题在于让执法人员使坏的“制度安排”：执法经费主要来源于罚款。按说，执法经费应该由公共财政足额来保证，即使正当罚款也不能由执法部门来支配，这应是一条铁律。财政负担不起，可能是养的人头多于实际需要，如果是这样那就精兵简政好了。

　　“制度”让人变坏那是最恶劣的。安排运管部门打击“黑车”，本来是希望消灭之，至少越来越少，但办公和人员开支要靠罚款来支撑，那就意味着“黑车”越多越好，因为罚款就越多，说不定还因此富裕起来；而没了“黑车”就没了财源和职业 。“钓鱼执法”事件表明实际情形正是这样，执法人员热衷于创造更多的“黑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