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后期编纂的《淮阳县志》表明：县城里曾有一所“崇经义塾”，于清光绪七年（1881年）建造了一座藏书楼，面积约60平方米。就是这座藏书楼，于1928年改为县立中山图书馆，年拨经费120串，归县教育局管理。同时期，国民党县党部也设立了一所向民众开放的图书馆。

　　淮阳的这两所图书馆，在创立之初就甚为活跃。1929年，河南政治视察团前来视察，称赞中山图书馆“规模宏大，珍藏旧籍颇多，新籍搜罗亦颇宏富”，夸奖县党部图书馆“陈列社会科学书籍颇多，且尚适用”。鉴于该县政府和该县党部对图书馆事务的热情，河南省教育厅在这一年8月制定的《推广河南全省图书馆计划》中，把淮阳列为省垣开封之外拟增设的五所省立图书馆的地点之一（其余四地为洛阳、信阳、汲县、郑县，最终并未实施）。

　　1929年下半年，该县党部图书馆易名为平民教育馆，主要业务仍是图书借阅。

　　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前，省督学祁晋卿到淮阳视察，对中山图书馆也甚为欣赏。他说：这所图书馆“地址宽敞适用，清洁整齐”。关于拓展馆务方面，他提出了三条很内行的建议。一是藏书要编号，以“便于检查与保存”。二是图书馆用房要“逐渐扩充”，现有的由藏书楼改建的馆址毕竟显得狭窄。三是管理人员“对于图书馆学亟应加以研究”，以实现各项业务的“以资改进”。

　　中原大战结束后，淮阳县的中山图书馆又一次得到省督学的赏识。在省教育厅发布的豫东19县的综合评议中，这所图书馆因“收藏图书颇为宏富”，成为唯一被点名表彰的社会教育机关。

　　史料显示，当时的淮阳县教育局长王泮成并不满足中山图书馆的一枝独秀，还想在书报借阅事务上实现新的拓展。他在1931年的《教育行政计划书》中提出：这一年，要在城内再添设三处民众图书馆，使四街各有一处，同时采取“由教育局订报，派人管理、公布”的办法，设民众阅报处多处；第二年秋天，还要着手筹办区一级的民众图书馆。

　　不过，这个一揽子计划中的大多数计划没有完成。1932年的一份《淮阳县教育视察报告》显示，县城和乡间的民众图书馆均未增设，倒是民众阅报处有所起色，中山图书馆又有新的发展。

　　该报告写道：县教育局投入常年经费1050元，在城内设立七处民众阅报处，由社会教育演讲员李万箱负责分配，尚能逐日张贴，在乡间也设立七处，由区公所负责。

　　该报告记载：中山图书馆的常年经费已增至1000元（1931年为650元），设馆长馆员各一人，分藏书室、书籍阅览室二部，内藏书籍一千五百六十一种，共一万零五百九十二册，有报章六种，杂志二十四种。结论是“颇便阅览”。当然，报告也指出这所图书馆存在的不足。主要是“房舍过少，不敷分配”，由此而派生“所有藏书未能悉数陈列，以飨民众”。

　　不过到了1933年4月，当省督学周祜光再来视察之时，淮阳县已无中山图书馆，却有了民众教育馆。

　　周祜光的视察报告写道：淮阳县民众教育馆设在中山南街（原中山图书馆的地址表述是“城内中山大街中市”、“教育局街”，不知是不是一个地点），“馆址尚适中”。“馆长刘庆恩尚如努力”，图书部“工作情形尚佳”，“全年经费二千一百陆拾元”，只是“事业费仅占一百八十元”。

　　应当指出的是，1991年的《淮阳县志》还说到一个重要情况，那就是在1936年，这里曾出现过一所儿童图书馆，藏书约5000册。遗憾的是，《淮阳县志》中只有寥寥数笔，后人难窥其详。如果能有幸发现新的史料，理当成为河南儿童图书馆事业史上重要的一页。

　　作为历史上的一座府城，进入民国之初，淮阳县就设有省立中学和省立师范学校。1938年9月5日，日本侵略军攻陷县城，惨绝人寰地残暴杀害了140余名男女学生及公务人员，也将民众教育馆图书部藏书摧毁殆尽。1991年的《淮阳县志》记载，流亡乡间的国民党县政府曾于1942年在水寨东门里路南建立图书室。抗战胜利后，又在重新恢复的民众教育馆内设立图书室，当然，书籍之匮乏可想而知。

　　初步推论：新中国成立前，淮阳县曾同时存在两所图书馆。尤其是中山图书馆，虽然房舍不算宽敞，却以藏书丰饶而声名远播。儿童图书馆的出现，同样是这里图书馆事业闪光的一瞬。日本侵略者的战火最终毁灭了这座古城珍贵的藏书积累。

　　(李佳   川汇区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