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8月1日，晋西北军区司令员贺龙与中共延安县委组织部部长薛明在延安结婚。

　　1947年冬，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在山西兴县晋绥军区司令部的窑洞里出生。因为期冀新中国，孩子取名晓明。

　　62年后，北京初秋的一个早晨，一位头梳干练短卷发，身穿鲜艳藏青色上衣，下着西装裤的女士接受了记者的专访。她就是当年那个生在窑洞的孩子——现任贺龙体育基金会主席的贺晓明。

　　“两把菜刀闹革命”、“南昌起义总指挥”、“全家109位烈士”、“新中国体育开山祖”……伴着毛尖淡淡的茶香，贺晓明的思绪回到了父亲的世界，那或血雨腥风或岁月峥嵘的旧日时光如潮水般涌在眼前。

　　年龄最小的“头儿”

　　1896年，贺龙出生于湖南桑植洪家关。那年的湘西发生了严重的水旱灾害，荒野千里、饿殍满地。由于母亲体弱，乳汁较少，刚刚出生的贺龙是吃着“百家奶”长大的。

　　贺龙青少年的时候，正是动荡不安、急剧变革的清朝末年。

　　在那个多种思想意识相互碰撞的年代，年轻的贺龙很赞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并且在老乡陈图南先生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华革命党(国民党前身)，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20世纪初，中国很多的地方政府都非常昏庸，鱼肉乡里百姓，“那个时候我老家桑植县很多老百姓都吃不上盐巴，仅有的一点点盐主要靠外地输入。进出驮盐的马帮都要收重税，成为当地政府的一笔主要收入。老百姓交不起钱就要打白条，白条越积越多，民怨也越积越深。”眼看着周围百姓被当地官府这样蹂躏，贺龙首先想到的就是和志同道合的革命党人一起拿下当地盐税局。

　　1916年，“我爸爸带着20个人，从桑植县赶了100里路，砸了盐局，杀了收税的警察，抢了枪；一把火把白条子都烧光了，那是大快人心，老百姓都拍手叫好！”

　　取得了这场胜利之后，贺龙在1916年3月的时候打出了“桑植县讨袁护国军”的旗号，配合了蔡锷将军“护国战争”的行动。

　　“当时一起参加革命的很多人都是我爸爸的长辈，但是因为他为人处事让人非常信任，大家都认为他能够成事。虽然我爸爸的年龄小，他还是成了那个组织的领头人。当时盐局的警察都是各自配枪的，而我们的人根本就没有什么装备，除了两把菜刀就剩下拳头了，可以说这样的革命更多地代表了一种正义和勇气。”

　　毛泽东后来称赞贺龙说：“两把菜刀闹革命，一人带出了一个军。”

　　贺家前后109位烈士

　　“我家前前后后有109位烈士，贺家人就是这样为祖国奉献的。”随后，贺晓明深情地谈起了贺家烈士中的其中一位：她的大姐贺金莲。

　　1927年南昌起义之后，贺龙家属在上海租界被捕，《申报》刊登消息“贺匪家属被捕入狱”。这里面就有贺金莲，她受尽煎熬最后病逝狱中，其他家人一直到“西安事变”之后才被释放。

　　随后贺晓明又讲起她的大姑妈贺英。“贺英和我爸爸感情非常深。我的奶奶去世早，我姑妈从14岁就担起了家庭的重担。那个时候，我姑妈经常带着我爸爸一起干活，两个人可要好了。”贺家是从湖北迁到湖南的，在湖南也算是客家。当地人比较欺生，比弟弟大不了几岁的贺英总是护着贺龙。

　　“后来我爸参加北伐战争，我姑妈就跟着。”贺龙到武汉的时候，贺英回家乡筹集资金和枪支弹药。后来贺龙回到湖南搞革命根据地，贺英给了他很大帮助。后来主力部队转战洪湖，留在湘西打游击的贺英工作就更加具体，她安置伤员、照顾红军家属、传递情报等等，为党的工作出了不少力。

　　“那个时候白色恐怖非常严重，贺英的工作非常艰苦。1933年夏天，我的大姑妈在湖北鹤峰太平镇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了，知道这个消息以后爸爸非常难过。”贺英最后葬在鹤峰的烈士陵园。

　　“我是烈士子女，我们对共和国英烈的那份感情无法用言语描述。人民英雄纪念碑是2000万无名烈士纪念碑。我现在在做一份实名烈士名单，已收集了757人。”贺晓明说。

　　枪是贺龙所送“定情物”

　　贺龙在战场上出生入死多年，枪自然是随身必备的物品。“我爸爸有很多支枪。在战争年代，爸爸平时身上都会带着一把，睡觉也会放在床头。他的枕头下经常会放着枪、手电、手绢。”贺龙带枪的习惯一直延续到上世纪50年代。

　　一个不为人知的内情是，有一支枪很特殊，是贺龙送给妻子薛明的“定情物”。

　　“我爸爸曾经送给我妈妈一支小的勃朗宁手枪。我妈妈是军人，从战争中走出来的，使用手枪自然是不成问题。”

　　其实很多老一辈领导人都会给爱人手枪。枪就是最好的“定情信物”，是非常实用的。“身为儿女的我们非常能够理解父母的这些举动。”

　　不要让别人“指破衣服”

　　小时候，有一次贺晓明陪爸爸散步，父亲忽然问她：“人的衣服应该是怎么破的呀？”

　　贺晓明不知道他为什么会问这么个问题，就天真地说：“穿破的呀。”

　　贺龙的眼神认真起来，他郑重地告诉晓明：“人的衣服可以被穿破，可以被洗破，但就是不能被人‘指’破。”

　　这个“指”就是“千夫所指”的“指”。贺晓明很久以后才明白，父亲想说的是：做人，一定要追求良好的口碑，不能因人品而被人斥责、指指点点，父亲生平最重视的就是这口碑。

　　那么，在严于律己的同时，贺龙又怎样待人呢？

　　“1962年困难时期出了这么个事儿。北航有个学生饿得要命，就跑到食堂里去偷馒头，被抓着后，系里就不停地严厉批评、教育他。我爸知道后说：‘批评教育一下就行了，他肚子饿’。”当时的贺晓明很不理解爸爸，因为在所受的教育里，盗窃、说假话是最不好的品质。后来晓明才明白，当时可是“吃不上饭”的困难时期啊，爸爸这么做，是出自对人的理解与宽容。“他用这样的事教育我们，待人要宽厚。”

　　(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