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颖

　　在外打工的女儿深夜遭遇一场诡异大火，全身90%烧伤。48岁的河南虞城农民张进友让医生割下自己胸腔上的6块皮肤，为女儿做了植皮手术。经过50多天的挣扎，父爱创造奇迹，女儿从死亡边缘回来。这个割皮救女的故事成为一个新传奇，在网上流传，感动了很多人。

　　许多人是流着泪看完这篇新闻的，这泪水的成分非常复杂，其中，既有对张进友感天动地父爱的敬意，又有对火灾制造者的残忍冷血的愤恨，还有对张进友一家悲惨命运的同情，也有对当下进城务工农民工脆弱的医疗保障的担忧。

　　如果说“割皮救女”是故事高潮的话，那么，包括16岁就成为“资深”打工妹的女儿短短的人生中的长长辗转；环境复杂的打工者聚居地南口村的各种充满戾气和恩怨的社情民意；甚至包括老生常谈的社保和医保对流动人口的覆盖瓶颈；以及弱势人群遭遇突发的个人无法克服的重大灾难时制度化的社会应急机制的不完善。这些，都成为构成这个悲剧的重要元素。

　　这是包括张进友在内的所有人都需要反思的，媒体报道中没有说明，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未成年女儿脱离父母和亲人的监护，置身于危险之下。相信这种情况，在乡村应该不少见，只是因为张进友的女儿出了这个极端的悲剧，而被重视起来。而更多的王进友、李进友及其儿女们，他们的故事也并不那么显性，但暗藏的危险，也不容小觑。对此，社会各界，应该有一个充分的认识，从这个悲剧中，得到启示和教训，进而杜绝更多的悲剧发生。让包括《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义务教育法》等，不至于成为被任何借口都可以轻易忽略的一纸空文。

　　试想，如果张进友还在义务教育期内的女儿所呆的是学校而不是打工场所；如果南口村的治安环境受到足够重视，那里聚集着的各类打工人员之间不存在那么多不足以用打架或扔油瓶就无法排解的负面情绪；如果打工妹们参加工作之后就拥有了相应的社会保障，包括新农保在内的医疗保障，能够无障碍地在国内任何一家医院都畅通无阻；如果在治安事件发生时，能有一个包括警方和社会救助机构，在无须媒体或网络的介入，就能自动介入对这类受到社会治安事件影响的无辜者给予救助。如果这些“如果”有部分成立，那么，张进友及其女儿的故事，也就不会这么惨烈，花季少女不会重度烧伤，悲痛的父亲不会痛上加痛地不打麻药割皮救女。世间少了一个惨烈的引人唏嘘的惊天故事，而多了一对没有故事却好好过着平静生活的父女。

　　相信这是所有人都愿意看到的结果。虽然它不惊悚不悲壮不煽情不令人震撼，但却能让人发自内心地得到安慰，并重新审视自己平淡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