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太川

　　有学者进行的一项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得出结论：“高考制度本身有利于工农子弟”，“中国教育系统相较于国外为工农子女提供了更多受教育及社会流动的机会”。但该结论不但与许多同类实证研究的结果相反，记者调查也发现，由于“超级中学”垄断一流大学生源，农村学生离一流大学越来越远是不争的事实。

　　严格说来，学者的研究和媒体的调查并不相左。放在一个相对长的时间段内，前者的研究结论无疑是成立的，尤其是自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农村学生的总体入学率较之前大为提升，农村生源占高校学生的比例，“从全国范围看达到了50%以上”。然而这一事实不能遮蔽的另一个凄凉景况是，名校中的农村学生占比呈越来越低的趋势，北大的这一比例由过去的两到四成之间，降到如今“只在一成到一成五之间”，教育部直属高校也呈现出同样的势头。也就是说，“工农子女”虽的确有了“更多受教育的机会”，但同时却又日渐“下流化”，大量的农村学生，集中到二三流乃至不入流的高校当中去了。

　　这一被称为“寒门难出贵子”的现象，对于农户家庭，意味着高等教育的投资风险，较以往急剧地加大了，既要面对上学贵，还将忧心就业难。事实也是,经过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层层金字塔式的过滤，能升入一流高校就读的学生，最终成为所谓社会精英群体的概率大增。以2008届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情况为例，北大有66.2%、清华有53%的毕业生“到中央和地方党政机关、省部级以上科研单位、重点高校、主流新闻媒体、国有商业银行、著名跨国公司等国家重点行业与领域就业”，这远非其他普通高校可望其项背。更不要说，还有许多普通高校的学生，将无奈面临毕业即失业的窘境。

　　“寒门难出贵子”所寓示的，是底层群体向上纵向流动通道的堵塞，以及由此进一步加剧了的社会阶层固化，造成了民间俚语所谓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板结化社会。那么这一怪现状的成因又何在呢？

　　媒体对此的调查归因，是直指城市里广泛存在的“超级中学”，是其垄断了一流大学的生源所致。“人数以万计、垄断尖子生、比拼升学率”的“超级中学”，近年来确有更大更强“蒸蒸日上”之势。一方面它享受着教育投入上的倾斜、拥有着雄厚的师资力量、有着无可比拟的社会声誉，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另一方面，它又以自身种种优势，反制其他学校并对公众构成事实上的掠夺——一手以种种优待“掐尖”，把优质生源尽收囊中，一手则大开择校之门，收取贵过大学学费的择校费，把办学当成生意经营。在阻挡农村孩子上一流大学的体制性障碍之中，除去“高校分配给各省的招生名额不均”这一因素为其不能左右之外，其他如保送生制度、自主招生制度以至高考加分等等，利益几乎被其尽享或占去相当比例。据报道，2011年河南全省有62人被直接保送到清华、北大，其中53人来自3所省会优质高中；2010年，北大清华在陕西省自主招生名额的98.9%、保送名额的97.3%，被位于西安的五所“超级中学”垄断。

　　然而，若更深入解剖“超级中学”这只麻雀，人们会发现它不过是浮在面上的表象，本质上，它乃是教育投入不足、不公和畸形教育政绩观再加利益链合谋的产物，是城乡教育资源配置失衡、重城市轻农村的城乡分治模式(在城市则表现为对重点非重点、示范非示范的“一城两治”)孕育出的怪胎。于此情势下，任乡村寒门学子们如何勤奋，改变命运的机会又有多少呢？袪除“超级中学”对一流大学生源的垄断，无疑亟当从此处破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