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琳

　　8月14日，13个孩子到云南大理帮农民工父母讨薪，引发舆论广泛关注。4天后，在大理市政府举行的发布会上，拖欠工程尾款的业主新云南广厦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将300万元支票付给云南省建工集团第十建筑公司，用于支付农民工工资。 

　　从结果看，娃娃讨薪见效还真是快。但总欠款是2000万元，这次虽出奇招要到了300万，余款又得使出什么招数呢？那时会不会因为娃娃讨薪的“保鲜期”已过，无法再吸引舆论目光；没有媒体的关注，当地政府是否还有介入“讨薪”的动力？能不能“讨”到薪，恐怕就得看债主那不靠谱的良心了。 

　　也有人指责讨薪者不厚道，居然利用娃娃充当讨薪工具。对此我只能说，“理论上正确”。要知道，正常情况下，谁会愿意让自己的娃娃抛头露面去讨薪。但如果父母穷尽了救济途径也无法讨到欠款，那就“病急乱投医”，啥情况都可能发生了。这些年，别说是“娃娃讨薪”，诸如“下跪讨薪”“跳楼讨薪”“自残讨薪”等，都曾在媒体上“各领风骚”。当我们关注讨薪花样逐年翻新时，我们更应追问，为何会这样？ 

　　“欠薪”得讨要，还得出奇招讨要，这首先是司法的耻辱。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若有纠纷，诉诸法院自有裁断。大理这宗个案，也是有法院判决的。据报道，这起讨薪事件拖延6年，终在今年6月由云南省高院一锤定音：判令广厦公司支付第十建筑公司工程款1500万余元，并支付违约金500万元，两项共计2000万余元。可见，讨薪者并非一开始就想拿娃娃当讨薪工具，司法若能解决问题，又何必让孩子们参加这行为艺术般的“花样讨薪”呢？ 

　　生效判决必须得到执行，是常识，也是司法权威的明证。若被执行人不按生效的判决履行执行，纠纷就从原当事人双方，转移到拒不执行者与国家之间。这时，在制度上有“强制执行”来保证裁判权的实现。可事实上，生效判决成“法律白条”的个案层出不穷，“执行难”让胜诉者笑不出来。当司法不能成为社会正义的最后防线，当事人只好赤膊上阵，寻求法外救济之道了。 

　　须承认，“娃娃讨薪”的有效并非法治的有效。大理镇代镇长彭中在发布会上说：“讨薪事件发生后，大理市政府召集大理旅游度假区管委会、大理镇、广厦公司及有关部门召开协调会，责成广厦公司与建十公司协商工程尾款的支付问题。”不难看出，本应由法院执行的案件，却由当地政府为避免舆情危机升级而主动介入“处理”，这绝不是解决欠薪纠纷的常态方案。在法律上，法院拥有众多确保生效裁判执行的强制措施，真正到了执行不难的时候，自然也就不会再有“娃娃讨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