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伯通

　　近日，北京市政协提出建议，故宫、颐和园等文保单位，应根据文物保护的要求和环境容量，制定游客承载量并采取预约制，超出承载量时就不再售票。

　　诚然，限制游客数量十分必要。北京市政协在提出建议前做过大量的调研，指出故宫等世界文化遗产由于需要接受不断上涨的游客人潮，已经给相关的文物保护、安全管理等工作带来了巨大压力。南京博物院原院长徐湖平也曾经表示，树木、建筑的承受能力等（如数万游客呼出的二氧化碳将对建筑和文物造成影响），均是故宫设立“一般限额4万人，最高限额8万人”标准的重要因素。

　　然而，与限制游客数量配套的预约制，却并未在故宫得到良好执行。例如去年国庆7天，故宫网络预购票只卖了5万张，不足总人数1/10。这其中既有宣传不力的原因，也有普通游客不适应或者受制于技术条件等因素。但大型旅行社未与故宫景区达成完善的预约机制，恐怕才是预约制无法得到贯彻执行的重要原因。如去年五一和国庆时，均有大量游客直接赶赴故宫售票处现场排队，最终导致了“13万人一举冲垮限流政策”。

　　而在国外比较成熟的博物馆景区，如卢浮宫，甚至已经将预约排到了1个月之后，即便客流量大，也秩序井然，应对有序。

　　除了建立良好可行的预约制度外，北京市政协也在建议中提到，应当新建博物馆展示藏品，这正是另一条治理故宫“超载”的可行之策。由于公共文化资源过度集中，不少国家的著名博物馆都会像故宫一样“超载”，而马德里和巴黎（如卢浮宫）已经通过建立分馆的方法，成功分流了观众。更关键的是，目前故宫只有45%的区域对外开放，只因故宫本身还存在着“宫”“院”重叠、办公场所占地、其他单位设置临建等现实问题。

　　可见，治理“超载”当双管齐下，一是新建馆舍分流游客，二是落实预约制度减少拥堵。总之，欲治理故宫“超载”问题，在没有配套成熟的预约制度和建立分馆之前，单单实行一刀切式的禁售令，恐怕将把问题变得更复杂。